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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以实行“以华制华”。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拚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企图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威望、能站得住脚”的伪政权。

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由大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中将负责对吴佩孚的拉拢诱降工作。

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哀求说：

“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吴佩孚哈哈大笑，说：

“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

“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吴佩孚顺势说：

“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

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说：

“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

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自以为是头号说客，却三次碰了吴佩孚的软钉子。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上面吴佩孚已经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张衡，字平子，世为南阳著姓。祖父堪，字君游，少治《梁丘易》，光武时，为蜀郡太守，拜骑都尉，后拜渔阳太守，卒后妻子贫困。衡父无闻。

公元７８年（东汉章帝建初三年）—１岁张衡生于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夏村）其好友崔瑗生，与衡同年。

７９年（章帝建初四年）—２岁马融生（７９—１６６）。班固编成《白虎通义》。

８０年（章帝建初五年）—３岁马严徵拜大中大夫，迁将作大匠。

８１年（章帝建初六年）—４岁五符或生是年。六月鲍昱卒。

８２年（章帝建初七年）—５岁 班固《汉书》成。

８３年（章帝建初八年）—６岁诏诸儒从贾逵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郑众卒。

８４年（章帝元和元年）—7岁 荀淑生（８４—１４９）。八月章帝东巡狩至沛，使祠桓谭冢。

８５年（章帝元和二年）—８岁 二月诏颁编诉，李梵等所作《四分历》。

８６年（章帝元和三年）—９岁

８７年（章帝章和元年）—１０岁

８８年（章帝章和二年）—１１岁

８９年（和帝永元元年）—１２岁七月窦宪大破北匈奴，勒铭燕然山。鲍德居黄门侍郎。陈宠出为太山太守。

９０年（和帝永元二年）—１３岁《论衡》的作者王充卒。班超击破月氏。

９１年（和帝永元三年）—１４岁　胡广生。贾逵为左中郎将。

９２（和帝永元四年）年四月十八日京师地震。六月十九日郡国十三地震。陈宠为大司农。崔瑗之父崔马因卒。

９３年（和帝永元五年）—１６岁　李固生（９３—１４６）。

９４年（和帝永元六年）—１７岁当在三辅？九月吕盖为光禄勋。陈宠迁廷尉。

９５年（和帝永元七年）—18岁 游三辅，作《温泉赋》。入京师，观太字，遂通《五经》，贯《六艺》。 举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崔瑗至京师。九月二十五日京师地震。

９６年（和帝永元八年）—１９岁当在京师２年。结识马融、王符、窦章、崔瑗。作《七辩》。始草《二京赋》。

９７年（和帝永元九年） —20岁当在京师３年。徐稚生（９７—１６８）。光禄勋吕盖为司徒。三月初十陇西地震。上方令蔡伦监作秘剑。班超在西域派甘英访问大秦（罗马），被安息所阻。

９８年（和帝永元十年）—２１岁当在京师４年。 马严卒（１７—９８）。

９９年（和帝永元十一年）—２２岁当在京师5年。作《定情赋》。

１００年（和帝永元十二年）—２３岁鲍德为南阳太守，衡为鲍德主簿。作《同声歌》。吕盖奏劾张酉甫。许慎作《说文解字》。

１０１年（和帝永元十三年）—２４岁为鲍德主簿２年。作《扇赋》。司徒吕盖罢。

１０２年（和帝永元十四年）—２５岁当为鲍德主簿３年。司徒吕盖卒，作《司徒吕公诔》。

１０３年（和帝永元十五年）—２６岁当为鲍德主簿４年。作《绶笥铭》。九月和帝南巡，至云梦。

１０４年（和帝永元十六年）—２７岁当为鲍德主簿5年。十月，陈宠拜司空。陈实生（１０４—１８７）年８４岁。以兖、豫、徐、冀四州连年多雨伤稼，禁沽酒。

１０５年（和帝元兴元年）—２８岁当为鲍德主簿6年。宦官尚方令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蔡候纸”。五月二十一日扶风雍地震。十二月和帝崩，幼子隆仅百日，继位为殇帝。

１０６年（殇帝延平元年）—２９岁当为鲍德主簿７年。四月司空陈宠卒。作《司空陈公诔》。夏，郡国三十七雨水；秋、冬又多处大水。罢鱼龙曼延戏。八月殇帝死，立清河王之子刘祜为安帝。

１０７年（安帝永初元年）—３０岁当为鲍德主簿８年。作《二京赋》。作《南阳文学儒林书赞》。是年郡国十八地震。

１０８年（安帝永初二年）—３１岁当为鲍德主簿９年。南阳太守鲍德拜大司农，衡回籍读书。是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郡国十二地震。十一月邓骘拜大将军。邓骘召马融为舍人，融不就。

１０９年（安帝永初三年）—３２岁当在家读书２年。大将军邓骘累召，不应。扶风窦章避羌乱，家于外黄。李膺生。

１１０年（安帝永初四年）—３３岁，积累学识。刘珍请衡参论东观，不果。作《南都赋》。马融应邓骘召，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三月初九郡国四地震。九月初三益卅郡地震。

１１１年（安帝永初五年）—３４岁 当在家读书末年。 拜郎中。研究《太玄》。有《与崔瑗书》。作《太玄注》。作《玄图》。 大司农鲍德卒，衡作《大司农鲍德诔》。正月初七郡国十地震。

１１２年（安帝永初六年）—３５岁居郎中２年。同刘珍参议汉家礼仪，未定而迁。

１１３年（安帝永初七年）—３６岁居郎中３年。

１１４年（安帝元初五年）—37岁 奉孝廉，迁尚书侍郎。研究天文、阴阳、历、算。为《黄帝飞鸟历》。正月诏禀三辅并、凉六郡流冗贫人。六月二十八日河东地陷。是年郡国十五地震。

１１５年（安帝元初二年）—38岁 再迁太史令。作地形图，为后汉六画家之首。河南及郡国十九蝗，时蝗灾已连续七年。十一月初九郡国大地震。

１１６年（安帝元初三年）—39岁 居太史令二年。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小浑。马融上《广成颂》。二月郡国十地震。

１１７年（安帝元初四年）—４０岁居太史令３年。造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与天相应，若合符。作《浑天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刘珍等亻谁校《汉家法》。 胡广举孝廉。是年郡国十三地震。

１１８年（安帝元初五年）—４１岁居太史令４年。著《灵宪》，作《灵宪图》。是年郡国十四地震。

１１９年（安帝元初六年）—４２岁居太史令５年。著《算罔论》。十二月初一，日有食之，郡国八地震。

１２０年（安帝永宁元年）—４３岁居太史令６年。刘珍、刘马余受诏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崔瑗辟度辽将军邓遵府。是年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水，郡国二十三地震。

１２１年（安帝建光元年）—４４岁为太史令，转公车司马令。有《与特进书》。是年五月特进邓骘自杀。五月崔瑗自邓遵府免归。是年九月二十日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２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

１２２年（安帝延光元年）—４５岁居公车司马令２年。黄宪卒。九月初七郡国二十七地震。

１２３年 （安帝延光二年）----46岁居公车司马令3年同周兴议历。崔瑗辟车骑将军闫显府。以杨震为太尉。

１２４年（安帝延光三年）—４７岁居公车司马令４年。二月从安帝东巡狩，祠孔子。衡作《东巡诰》。作《舞赋》。作《羽猎赋》。马融上《东巡颂》。崔瑗为安帝废太子事说陈禅。

１２５年（安帝延光四年）—４８岁居公车司马令５年。三月朔日蚀，有《日蚀上表》。十一月初四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

１２６年（顺帝永建元年）—４９岁居公车司马令末年。复转为太史令。为去冬大疫上顺帝封事。作《应间》。李因天变上书顺帝。十一月初四京师、郡国十八地震。

１２７年（顺帝永建二年）—５０岁复居太史令２年。作《鸿赋》。七月五日郑玄生（１２７—２００）。

１２８年（顺帝永建三年）—５１岁复居太史令３年。正月二十五日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夏四月初四，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１２９年（顺帝永建四年）—５２岁 复居太史令４年。作《羽猎赋》。大水，左雄上疏推校灾异。

１３０年（顺帝永建五年）—５３岁复居太史令5年。《上陈事疏》。马续拜护羌都尉。

１３１年（顺帝永建六年）—５４岁复居太史令６年。九月缮起太学，凡２４０房，共１８５０室。

１３２年（顺帝阳嘉元年）—５５岁 复居太史令７年。七月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作《侯风地动仪图注》。上《论举贡疏》。

１３３年（顺帝阳嘉二年）—５６岁复居太史令８年。衡作《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尚书令左雄举马融、张衡等，李固对策第一，拜议郎。上《请禁绝图谶疏》。 迁侍中，上《论贡举疏》。 蔡邕生（１３３—１９２）。

１３４年（顺帝阳嘉三年）—５７岁居侍中２年。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并上《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１３５年（顺帝阳嘉四年）—５８岁居侍中３年。作《思玄赋》。著《周官训诂》。 欲补易说彖象，未就。崔瑗辞大将军梁商辟，岁中举茂才。商以李固为从事中郎。十二月三十日（１３６年２月１８日）京师地震。

１３６年（顺帝永和元年）—５９岁居侍中末年，出为河间相。作《怨篇》。 马续迁度辽将军。

１３７年（顺帝永和二年）—６０岁居河间相2年。作《四愁诗》、《髑髅赋》、《冢赋》。

13８年（顺帝永和三年）—６１岁居河间相３年。二月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徵拜尚书。左雄卒。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徵，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二月十六日太白犯荧惑。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其者勿收口赋。

１３９年（顺帝永和四年）—６２岁居尚书卒，葬于西鄂。 闰四月初八京都地震。

过去的戏班有一句话叫“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在一般人眼里，京角如果不走红上海滩，就是没有真正征服市场。所以，作为现代京剧的代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从崭露头角的初期，甚至童伶时代就闯荡上海滩。  
　　 
梅兰芳：一炮而红  

1913年，梅兰芳作为汪派传人王凤卿的二牌青衣，第一次南下上海，在当时的丹桂第一台演出。虽然，当时的剧评已经认为“梅兰芳之青衫，亦为都中第一流人物，色艺之佳，早已名满都下”，但是上海剧院方面开始对他还并不是太看重。订合同时，王凤卿的每月包银为3200元，而梅兰芳只有1400元，后经凤二爷力争，老闆许少卿才不得不加到1800元。1913年11月4日，梅兰芳首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剧目是压轴的《彩楼配》，大轴是王凤卿的汪派名剧《硃砂痣》；第二天是梅兰芳的《玉堂春》、王凤卿的《取成都》；第三天是王凤卿、梅兰芳合演《武家坡》。  

三天打炮戏完，可以说是梅兰芳一举征服上海。当时舆论谓“海上素有『贾(璧云)党』、『冯(子和)党』，君伫俟之，不旬日间，将有梅党充塞十里洋场也”。院方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地透露出观众的欢迎程度。三天炮戏演完，剧院老闆许少卿即安排了丰盛的宵夜招待两位名角，席间大夸梅兰芳“能唱能做，有扮相，有嗓子，没有挑剔”。王凤卿为提携后辈在席间提出要让梅兰芳“压一次台”(按：上海在最主要的戏之后要加演一出由班底演员演的小武戏，名曰“送客戏”，所以把大轴称为“压台戏”)，许少卿居然一口答应，可见他已经对梅兰芳刮目相看了。  

1913年11月16日晚上，梅兰芳的“压台戏”登场了。聪明的梅兰芳并没有拿他的正工青衣戏来压台，而是临时学了一出刀马戏《穆柯寨》。因为细心的梅兰芳发现，上海观众大多数还是喜欢热闹一点，新颖一点，对《彩楼配》《女起解》一类正儿八经的唱工戏似乎不满足，而新腔较多的《玉堂春》、身段表情较重的《二本虹霓关》好像更加受欢迎。于是在冯耿光等友人的建议下，梅兰芳决定新学一出念京白的刀马旦戏。  

这是梅兰芳第一次扎靠演刀马戏。演出后，果然大受欢迎。于是，梅兰芳又接着学演了《头本虹霓关》的东方氏。这些由对上海观众心理的揣摩而启发出来的戏路，正是梅兰芳后来熔青衣、刀马、花旦于一炉，创造“花衫”行当的端倪。  

后来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是他一生“重要的关键”。  

尚小云：深受好评  

继梅兰芳之后南下上海的名旦是尚小云。他是1915年初，应天蟾舞台之约只身闯进上海的。这年，尚小云年方弱冠，他刚刚在北京《国华报》举办的菊选中，以18万多票荣膺“童伶博士”。尚小云在天蟾舞台与当时的孙派名家时慧宝以及海派名家赵君玉、小杨月楼、林树森、盖叫天等同台，演出了《落花园》《彩楼配》《玉堂春》《宇宙锋》等剧，深获好评。这以后到1927年的十馀年间，尚小云九赴上海，每次都载誉而归。《申报》的评论甚至将梅、尚相提并论，以为《彩楼配》尚小云不及梅兰芳，而尚小云的《玉堂春》，“不即不离，如黄庭初拓，恰到好处”。  

荀慧生：轰动上海 

　　1919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约请杨小楼组班南下，老生约定谭小培，青衣尚小云，刀马花旦一角，杨小楼力排众议，指定了荀慧生，认为唱梆子的白牡丹(荀当时的艺名)“很有前途，是青年中的佼佼者，将来会不亚于梅兰芳的”。时称“三小一白下江南”，这是荀慧生头一次到上海，年纪也不过19岁。  

“三小一白”于9月9日在天蟾登台，头天打炮戏开锣及前场由上海方面的班底承当，依次是费应奎《五雷阵》，张宏声《黄金台》，沙香玉《游西湖》，张德俊、李永利、王益芳《双收关胜》，赵君玉《千金一笑》，白牡丹(荀慧生)、李桂芳、何金寿《花田错》，谭小培、尚小云《汾河湾》，杨小楼等《新长板坡》 (带汉津口)，第二天主要戏码是荀慧生的《贵妃醉酒》，谭小培《秦琼卖马》，尚小云《苏三起解》，杨小楼《盗御马马连环套套盗双鉤》，第三天则是荀慧生、林树森《梅龙镇》，谭小培《打棍出箱》，尚小云《玉堂春》，杨小楼《状元印》。演出极为轰动，其他剧院纷纷动足脑筋，争取观众。新舞台排出了描写欧战的时装戏，大舞台则约请了老生名家刘鸿声唱对台戏。  

四十天期满，杨小楼于10月19日至21日贴出临别纪念，留下“二小一白”一直演到四个月期满。荀慧生却因“在上海有特殊号召力”，被天蟾“园主依为台柱，坚留订约”，一直演到1920年6月15日。除了演出传统的刀马花旦戏外，受上海观众和海派的影响，荀慧生还排出了一系列的新戏，其中《荀灌娘》、全本《拾玉镯》(又名《双姣缘》，荀前饰孙玉姣，后饰宋巧姣，兼演花旦、青衣)、《西湖主》等均成为他后来常演的剧目。  

程砚秋：后起之秀  

程砚秋是1917年开始正式登台唱戏，实足才13岁。那年冬天，上海丹桂第一台的许少卿来约程砚秋赴沪演出，每月包银600元。但是，程砚秋在自述中说：“才唱了一年戏，由于我工作太累……把嗓子唱坏了。记得白天去浙慈会馆唱了一出《祭塔》，晚上去丹桂陪着李桂芬(卢燕的母亲)唱完一出《武家坡》后嗓子就倒了。”所以，王瑶卿、罗瘿公两位先生坚决反对他再去上海演出，认为应该养养嗓子，后由罗赔了他师父荣蝶仙七百元钱，让他提前出师了。这样，程砚秋的首次赴沪时间就一下推迟到了1922年，这一年他18岁。  

程砚秋是应亦舞台之聘赴沪演出的，10月8日登台，到11月9日结束。程砚秋赴沪时，与前三大名旦的初出茅庐不同，在剧界已经很有声誉了。头天打炮《玉堂春》。据罗瘿公书信记载，上座十足，楼上楼下无一点座……阔人及女眷极多，出台时彩声如雷，为向所未有。一连12天，亦舞台接连爆满。演出期间，还排出了他带来的新戏《梨花记》《龙马姻缘》和《花舫缘》。  

“四大名旦”走红上海滩，都在他们二十岁之前，他们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梅兰芳后来甚至一度定居上海，程砚秋后来每年一次必来上海演出，荀慧生欲罢不能，连续在江南盘桓四年之久。大获成功之外，海派京剧的各种风气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观念和实践，甚至影响了整个京剧的发展。 

蔡元培（1868-1940）先生是近现代最著名的大教育家，他学贯中西、文通古今，既以旧学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又以推崇、倡导、保护新学而蜚声学界。他一生治学严谨，谦恭待人，与他同时期的章太炎、钱玄同、陈独秀、章士钊、辜鸿铭等名流比起来，是最低调、最温和的一个了。毛泽东曾经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也正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蔡先生也有极为性情、卓尔不群的另一面。

割臂救母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倡导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但他在年轻时候最崇拜的却是宋儒理学。他有个叔父叫蔡纯山，曾经割臂救母，据说其母得以“延寿十二年”。叔父的孝心是蔡家出了名的美谈，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年少的蔡元培，因此在蔡元培的母亲重病时，20岁的蔡元培毅然“刲臂和药以进”。三年后，母亲再次病危，这次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坚又挺身而出割臂救母，但终于无效，母亲与世长辞。

    更让人吃惊的是，蔡元培的续弦黄世振女士在娘家时居然也有过割臂救父的壮举。

好用怪字

    人们都知道章太炎先生好用生僻怪字，这个习性曾经影响到鲁迅和钱玄同等人，殊不知年轻时候的蔡元培先生也是生僻怪字的爱好者。自从17岁补诸生之后，蔡元培专治小学和经学，做骈体文。他动不动用古书中的通假字来代替日常用的一般字，还喜欢用古书中各种奇特的句法来替代当时常用的句法。结果一篇文章写下来，没有几个人能读懂，没想到就是这种稀奇古怪的作文居然赢得了书院院长的赏识，并且帮助他一路高中。后来蔡元培先生自己回忆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连称意外。

自改名号

    蔡元培小名叫阿培，进入私塾时，老师以其兄弟通用的“元”字替其取名为“元培”。叔父给他取了个字叫“鹤卿”。等到蔡元培稍微大些之后，他嫌“鹤卿”这个字太庸俗，喜好古僻字的他还自己动手改字为“仲申”，号“隺庼”。

    后来在爱国学社，主张“劳工神圣”的他自号为“民友”，但他随即又认识到“吾一民耳，何谓民友！”于是他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的字，号曰“孑民”，此后，这个号名满天下。

    蔡元培还曾经用妻子名字中的“振”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在编写《中国伦理学史》和翻译《伦理学原理》时均署名为“蔡振”。

用演说代替闹洞房

    蔡元培在做中西学堂监督时，结发妻子王氏去世。说媒者一时蜂拥而至，蔡元培明确提出五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妻如不相合，可离婚。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些条件实在惊世骇俗，尤其是最后两条，甚至被认为荒诞。

    直到一年后，才由人撮合与合乎条件的黄世振（字仲玉）女士订婚。行婚礼那天，治新学的蔡元培出人意料地挂出大书“孔子”二字的红幛子。他还别出心裁地进行结婚演说，说是代替闹洞房的陋俗。

反对邹容《革命军》中的盲目排满

    清朝末年，“排满”成为日益流行的革命口号，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革命人士公开喊出“驱逐鞑虏”的口号。以《革命军》一书而名重一时的邹容更是决绝地提出“杀尽胡人”的极端主张。对此，蔡元培顶着“革命潮流”公开在《苏报》发表《释仇满》一文，指出：“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志者，唯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

招收女生的理由

    蔡元培1917年开始任北京大学校长，1920年有女学生要求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一向重视新事物、培育新风气的蔡校长非常高兴，但因为当时考期已过，蔡元培就先录取女生为旁听生。等到暑假招考，就正式录取了第一批女生。

    当时有守旧人士责问蔡元培说：“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不卑不亢地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结果责难的人哑口无言。从此后，各大学都以北大为榜样，陆续开始招收女生。

现代学生的标准

    蔡元培曾经对“现代学生”提出三个标准：一是具有狮子般的体力；二是具有猴子般的敏捷；三是具有骆驼般的精神。他认为中国药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学生的责任重大，包括对于学术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所以中国的学生尤其需要学着“骆驼的精神”，才能任重致远。

对流0氓无产者的批评

    社会主义学说流入中国时，蔡元培和很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对之“深信之”。但也有一些流0氓无产阶级借此机会不肯工作，只想着攫取他人的钱财用以挥霍，还振振有辞地说：“这本就是公物。”甚至还凭借“废婚姻”的名义，引诱女子，争风吃醋。引来不少人嘲笑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蔡元培对此愤然慨叹：“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组织暗杀团

    很多人难以想象，以教育家闻名于世的蔡元培先生居然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１９０４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廷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不当不自由的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他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戒杀之争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时，听朋友李石曾谈到食肉的害处，正好他又看过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蔡元培于是宣布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专是因为戒杀。

寿孝天回信引用杜亚泉的话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

对此，蔡元培说：“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他解释说，蔬食者不是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动物，但因为常人无法看见，所以感情也未能顾及。而对于能够看见的动物，感情则可以顾及，所以要戒杀。

拒绝坐轿

蔡元培一生对坐轿最为反感，他认为用人抬人是不人道的，而且两人甚至三四人为一个人代步也不经济。人力车夫一个人拉一个人，经济倒是经济，但眼睁睁看到人家佝偻喘气出汗，实在大为不忍。所以他有船则坐船，有公车则坐公车。他认为脚踏车和摩托车最为文明，不得已时坐马车。实在没有办法要坐人力车时，他首先问好价钱，一到即付钱，决不讲价钱。

其责也严

很多北大的教师、学生对于蔡元培的印象都是从不随便夸奖人，也不严厉责备人。但据其学生、后来还做过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回忆，蔡先生有时候责人也是十分严格的。

当时傅斯年的班上有一个同学因为长成一副官僚面孔，做事也很不讨人喜欢，于是有人贴出“讨伐”告示，对该同学加以讽刺挖苦，结果引来更多的匿名帖子，一起攻击该同学。当时，大家都很得意，以为痛快淋漓。没想到蔡元培在一次大会上严词批评，指出大家对同学的不满可以进行规劝，才是同学之谊，如果不可规劝也该对校方反映。现在用揭帖的方式，受之者即使有过错也决不会改悔了，对揭帖的人自己，则已是丧失品性的开端。这次训话后，北大的匿名壁报基本上绝迹了。

还有一次，北伐取得胜利，很多学生在蔡元培先生家里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喝了不少酒，蔡先生自己也喝多了。傅斯年借着酒劲说起狂话来了，他说以后我们国家强大了不但要消灭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天下统统“郡县之”，没想到蔡元培先生怫然变色，声色俱厉地说：“这除非你作大将！”即便是酒后，蔡元培也绝对不能允许学生有己所不欲施于他人的狂妄之语。傅斯年先生此后每想起就感到羞愧不已。

不久前，美国《男人》、《传记》等媒体联合评选出美国文化的十大偶像。据称，他们的评选标准是：只要提到他或她的名字，人们就会联想到美国；不管人们喜欢还是憎恨，在别国人的眼里，他们都代表着美国；只有真实的人有资格当选，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则无当选资格；当选者必须是“正宗”美国人，卓别林、施瓦辛格虽然对美国的影响很大，但他们都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按照这些标准，最后的评选结果如下：

1、约翰·肯尼迪

　　肯尼迪家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皇族”。人们这样认为并不是由于肯尼迪家族的财富和政治地位，而是因为围绕在这个独特家族周围的高贵荣耀。从“二战”时的一个海军军官，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5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是这种荣耀的化身。

　　肯尼迪废止了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了和平军队，并成功解决了古巴导弹危机。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作为一个充满精力、富于吸引力的总统，他无疑是美国精髓的代表。

　　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一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

2、玛丽莲·梦露

　　梦露的幼年是在继父的谩骂声中度过的，后来，她去做了泳装模特，直到最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影明星之一。她的一生都具有传奇色彩，她与棒球大师迪马乔的结合，就是梦露传奇色彩的集中体现。她在电影《绅士偏爱金发女郎》和《有人喜欢热》中的表演使人们相信，梦露的表演天赋与她的美貌一样名副其实。1962年8月5日，玛丽莲·梦露在家中自杀。玛丽莲·梦露的经历说明，有志者事竟成。

　　名言：“性是天性的一部分。我喜欢天性。”

3、埃尔维斯·普莱斯利

　　1935年1月，埃尔维斯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图珀洛的一个穷人家，并在这个家庭中长大。高中毕业后，他为母亲录了一首歌，却不料引起一个三流制作商的注意。埃尔维斯录制了几首乡村摇滚独唱歌曲，这些歌曲在当地风靡一时。1956年，埃尔维斯因在《爱德·沙利文》节目中的表演而风靡美国。尽管由于电影《夏威夷》和《码头工人》的成功，他成为电影明星，但他更是以“摇滚乐之王”而为我们熟知的。1977年8月16日，他被发现死在孟斐斯的家中。“猫王”埃尔维斯死后，他的画像在食品店、加油站以及餐厅随处可见，歌迷们无法接受埃尔维斯已去世的事实。

　　名言：“我真的对音乐一无所知。依我所见，你们千万不要搞音乐。”

4、约翰·韦恩

　　一次事故使“公爵”的橄榄球事业终结后，他被迫离开大学。在没有被福克斯电影公司注意之前，韦恩只是在公司中干一些杂活。由于在一部出演主角的影片中演出不成功，但开始出现在一些低成本预算的影片中。使韦恩大获成功的影片是由约翰·福特执导的《驿站马车》（1939）。从此，他便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出名。韦恩是那个年代所有美国人的化身：诚实、有个性。

　　名言：“我从不相信一个不喝酒的男人。”

5、马丁·路德·金

　　马丁·路德·金是个极其聪明的学生，在演说方面也很有天赋，小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个牧师。在考入莫尔豪斯大学后，他选择了克鲁泽神学院。在听说了有关印度英雄甘地的故事后，他为甘地的和平抵抗方式着迷。

　　黑人罗萨·派克斯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一个白人，马丁公开支持罗萨，他也因此成了种族主义者的目标，他的房子还因此而被炸毁。但这丝毫没有吓倒马丁，他继续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四处奔走。他积极倡导民权运动，呼吁美国转变歧视黑人的观念。1968年被暗杀。

　　名言：“一个人如果一直没有找到值得他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那么他就没必要再活下去了。”

6、迈克尔·乔丹

　　成为迈克尔·乔丹式的人物，是所有美国人的梦想。迈克尔·乔丹来自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后来进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的篮球天赋开始显现。加盟芝加哥公牛队后，乔丹率队6次获得NBA总冠军，5次赢得最有价值球员（MVP）的称号。两度宣布退役，又两度宣布复出，最终于2003年从华盛顿奇才队退役。据估计，截止2002年，飞人乔丹的财产总数为4亿200万美元。乔丹是美国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

　　名言：“我可以接受失败，但无法接受放弃。”

7、詹姆斯·迪恩

　　詹姆斯·迪恩在加利福尼亚学习表演和法律时，偶然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表演了一次，便走红起来，随后他离开加利福尼亚去了纽约，在百老汇名声大噪。他轻柔自然的表演打动了华纳兄弟娱乐公司，他们与迪恩签了拍电影的协议。到1955年车祸去世之前，他一共演出了3部影片，其中两部是在迪恩死后才开始放映。《伊甸园以东》、《没有动机的叛变》和《巨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让美国人首次看到了“另一种风格”的表演。艺术家沃赫尔·安迪称，迪恩“是我们那个年代被损坏却又美丽心灵的代表”。

　　名言：“人类因梦想而永生；失去梦想，生与死无异。”

8、弗兰克·西纳特拉

　　弗兰克·西纳特拉是最受人欢迎的美国歌手。在他还是一名体育记者的时候，他开始选择将歌唱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1942年开始了独唱生涯。他的歌曲感情真挚，极受乐迷的欢迎。后来，西纳特拉与萨米·戴维斯迪恩·马丁、卓依·比绍普以及皮特·劳福特一起，成立了一个娱乐组织“老鼠帕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艺人士，西纳特拉有理由成为美国人的精神偶像。

　　名言：“朋友不要强求。”

9、海明威

　　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救护车司机，还是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的战地记者。他的几部著作描写了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在20世纪二十年代流亡的经历、在非洲打猎的体验以及在古巴海边钓鱼的感受。精炼直截的文学风格成为他的商标。海明威的作品赢得过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他最终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

　　名言：“所有的罪恶都始于清白。”

10、罗纳德·里根

　　里根是作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而为世人所熟知的，但他最初只是一个电台播音员和一位好莱坞电影演员。在他首次入主白宫后不久，便遭到疯狂的朱迪。福斯特影迷的刺杀，而刺客刺杀总统的惟一理由，仅仅是希望引起朱迪。福斯特的注意。逃过一劫后，里根开始全力对付苏联。有人认为，正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使苏联被军备竞赛所拖垮，最终导致了冷战结束。在美国逐渐转向重商主义的年代后，里根一直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名言：“伟大的美利坚应该从事与自己相配的事业。”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传入我国。清朝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二月,清政府在甘肃省会兰州设立了“电报局”,开始在陕甘两省筹划架设有线电报的线路。同年十月,一条东起陕西西安、西到甘肃肃州(今甘肃酒泉),翻山越岭,全长2900余里的电线架设完成。此项工程所用的材料费、人工费等总共花费白银20余万两,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

　　当时,地处西北边陲的陇东地区因为交通闭塞,通讯不便,当地人对新生事物充满着神秘感。他们把那些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一律叫做“洋××”,如将火柴叫“洋火”,将蜡烛叫“洋蜡”,称电线杆为“洋杆”等等。而凡是带“洋”字的东西,人们无不心存戒备,充满敌意和排斥感。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春夏之交,陇东地区遭遇了多年未遇的持续干旱。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地区的旱情尤为严重,当年的夏粮几乎全部绝收。由于干旱,秋庄稼又很难下种。心急如焚的泾州百姓又是烧香磕头,又是求神问卜,虔诚地祈求“龙王爷”能普降及时雨给他们。可是,不管人们如何虔诚地祈求,火辣辣的太阳每天依旧烧烤着大地,“龙王爷”始终不见开恩。就在这时,一个谣言在泾州百姓中悄悄地传开了:天不下雨是因为“洋杆”收走了雷公的电,惹怒了“龙王爷”而造成的。这个谣传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泾州及其周边地区。于是,因干旱而迁怒于“洋杆”的泾州等地的老百姓自发地酝酿了一场拔除电线杆的暴力运动。旬日之间,以泾州为中心,东起陕西长武,西到甘肃平凉白水,愤怒的人们将连绵百余里的电线杆几乎全都拔光了。拔除掉的电线杆被人们集中成堆,点火焚烧,无人敢阻拦。

　　清政府接到“拔电杆”一案的报告后,极为震怒。慈禧太后下旨命令陕甘两省大员彻底查办,严惩破坏电线、给朝廷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刁民”。“拔电杆”一案遂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全国性大案。

　　当时泾州县的县令是直隶人贾勋。因为泾州是“拔电杆”一案的发源地,涉案的百姓非常多,许多人甚至全家都因参与拔电杆而被关了起来。在如何处理这些被关押的老百姓这个问题上,贾县令认为,拔电杆案不同于一般的杀人放火案件,它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地“风气未开”,人们对新生事物缺乏认识,加之旱情严重造成的。所以此案虽然于法难容,但于情于理,泾州老百姓却值得同情。因此,贾县令实在不忍心株连众多无知的泾州穷苦百姓,让他们或饱受牢狱之苦,或因此而丢掉性命。怎么样才能做到既能向朝廷交差,又能挽救众多的泾州百姓呢?经过深思熟虑,贾县令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经过详细了解,贾县令得知在拘押的人犯中,有一个年龄最大的窑店农民,名叫王万清。王万清为人正直,行侠仗义,喜欢抱打不平。于是,贾县令私下单独会见了王万清,向王万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婉言劝导王万清说:“您已经是年愈花甲的老人了,如果您能独自承担此案的责任,就可以挽救众多泾州父老百姓的性命。不知尊意如何?”王万清明白了贾县令的用意后,毫不犹豫地满口答应。公开审理这一天,王万清果然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将“煽动”、“组织”群众拔电杆的罪名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最后,贾县令将王万清定为“主犯”,判处死刑。而众多的泾州百姓却因此而得以活命,得以免受牢狱之灾。王万清被处死后,贾县令又私下亲自关照地方政府,要求妥善安置王万清遗属的生活。而泾州百姓为感谢王万清的大恩大德,在王万清的故乡窑店建立了“王公祠堂”,以示纪念。

　　此案中的泾州县令贾勋作为一个封建的士大夫,又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西北边陲陇东为官,却能申明大义,敢于冒丢掉头上“乌纱帽”甚至杀头的危险,挽救众多泾州百姓的生命,实在是难能可贵。而窑店农民王万清为了挽救众乡亲的性命,将所有的“罪名”都强加在自己身上,同样值得后人称道。

同高岗接触过的女性，多少人有口难言，或敢怒而不敢言。

来源：《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作者：马畏安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高岗





　　1971年夏天，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说：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开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1928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据说，罗章龙对毛泽东这些话，作过别出心裁的“注释”：

　　陈独秀有个“独”字，成了第一个机会主义头子；瞿秋白的“瞿”字上面是两个“目”字，也就成了第二个机会主义头子；李立三有个“三”字，就是第三个机会主义头子；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顶着个“四”字，就成了第四个机会主义头子。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讲到所谓10次路线斗争。他说：

　　“过去常说10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事实证明，这些“路线斗争”，有些是完全搞错了，不能算了；有的谈不上有什么“路线”，就是说，是一次“斗争”，进行这个斗争是正确的，但犯错误的人并没有提出什么路线。人们也都知道，在这些斗争中，对于那些代表人物的揭露和批判，都没有涉及私生活问题。这似乎是中国党内斗争的一个特点。

　　然而，唯独对高岗是例外。

　　1954年2月，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周恩来于2月25日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这个总结发言的提纲，后来送毛泽东审阅过。这个发言提纲中，就一再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的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

　　除周恩来以外，还有好几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中，都讲到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如：

　　高岗的私生活腐烂透顶。高岗极端腐化的生活和无法无天的流氓恶霸行为，长期无人揭发。

　　很长时期以来，高岗的私生活是腐化的，进入城市以后，更采用各种卑鄙手段污辱妇女，并且同不少政治面目不清的妇女发生关系。在道德上极端堕落。

　　高岗诱奸、强奸妇女，挥霍无度、荒淫无耻、腐化透顶的私生活，简直和军阀官僚淫乱的生活同样，道德败坏已达极点。

　　党的领导人，在正式会议上，用这样的语言，讲到一位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独一份儿”的。

　　其实，50年代初期的东北，在一般干部和群众中，对于高岗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如果不是尽人皆知，也是流传极广的。高岗喜欢跳舞，喜欢在女人中间混。高岗善于也敢于向女人调情。高岗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他的桃色新闻很多。一见了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高岗的眼睛就放射出淫邪的光芒，在她们身上的女性特殊部位扫来扫去。

　　俄国十月革命后，有不少地主资本家和没落贵族，也就是所谓“白俄”，逃到我国东北。“白俄”中的一些年轻女性，实际上过着卖笑生涯。有一次，高岗在一个“白俄”女人那里睡了一夜，没有付钱。第二天，那女人打电话给高岗，向他讨债。高岗放下电话，一个电话打到东北交际处，命令他们向这个“白俄”女人送去一笔不小的“交际费”。

　　还有一个名叫珍妮的外国女人，经常在公开场合活动。此人爱好男装打扮，身穿皮夹克，头戴礼帽，身材窈窕，风姿绰约。这个女人，是公安局掌握和注意的重点人物。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她突然在舞厅门口出现了。便衣保卫人员立刻警觉起来，走上前去。正想对她进行盘问，发现她向舞厅门里面打招呼，便衣人员回头一看，舞厅里的那人正是高岗。

　　珍妮被高岗请进舞厅。顷刻之间，便搂着她纤细的腰身，翩翩起舞了。

　　保卫人员又紧张，又坐蜡。 这可怎么办？据内部掌握的情况，这个女人有一枚特殊的戒指，只要这戒指在你身上划上一道，见点血，你就甭想活命了。可是高岗居然把她请进舞厅，还同她跳舞！出了事可怎么办？他又不能直接去找高岗，更不能向高岗陈述这一切。

保卫人员只好跑回公安局，找局领导反映。

　　几位局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由主要领导人亲自出面，找到高岗，总算把这个女人打发走了。

　　高岗身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是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有权有势，“炙手可热”。想玩哪个女人，就把她调来；玩腻了，或者不顺心了，就调走，都是易如反掌的事。这类事，不仅限于东北地区，到了外地，也一样。有一次，高岗在南方一个大城市视察，看见一位漂亮的服务员，高岗越看越心动，就对一位负责人说：

　　“这姑娘很不错嘛，调到我们东北局去吧！”

　　说办就办。第二天，高岗就又多了一个漂亮而年轻的情妇。

　　高岗在他的住地，经常举办家庭宴会和舞会。他的宴会，带政治性的居多，而舞会，则完全是寻欢作乐。

　　高岗开始搞家庭舞会的时候，总要让秘书通知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务必请总理光临。

　　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现在又调到中央，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周总理听说高岗郑重邀请，曾经高高兴兴地去过。可是，在舞场上，高岗那追逐女性曲线的目光，那粗俗的调情话语，以及同女性互相抚摸的不堪入目的动作，使周恩来不能忍受，就愤然离开舞场，不辞而别。

　　后来，高岗又多次让秘书通过周恩来身边的人员，邀请周恩来光临他的家庭舞会。周恩来断然回答：

　　“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也不要参加！”

大约一年以前，我去探望杨绛先生时，看见她桌上放着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英译本，她告诉我，康德在书中说，有两样东西使他越来越感到神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最近读了杨绛先生新作《走到人生边上》，才知道96岁的她一直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杨绛先生在书中说，无数事实证明，科学愈昌明，那支配物质世界的定律也发现得愈多、愈精密。人死后灵魂之有无，究竟有没有阴曹地府和天堂乐园？谁都无法证明。但是，这里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那些相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的人们，会因担心死后受惩罚而不敢在生前放肆作恶，有些人年轻时作了恶，晚年会痛苦忏悔。然而，“物质主义者”(即不相信有不灭的‘灵魂’的人们)，根本不信因果报应，他们如果作恶，会无法无天，没有道德底线和良心底线，真正达到无所畏惧的地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在弄权铁槛寺时说：“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
　　那么，如何使人世间种种恶行得到制约呢？杨绛先生在书中作出积极的回答。她深信人是万物之灵，“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她深信“人之初，性本善”；然而，人同时又具有血肉之躯，“灵”与“肉”之间不断会有矛盾和斗争。善人和恶人的区分，是灵与肉谁战胜谁的结果。她认为，人一辈子都要锻炼自身，用灵性良心管制住肉体，使其不致肆意妄为。表面看来，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其实是切中肯綮的。经过极左和文化大革命摧残的我国教育事业是个重灾区，天真纯洁的儿童曾被教唆去“批林批孔批周公”，从小学会讲一套假大空套话，等他们长大，却连“不能随地吐痰”都做不到，不习惯，罔论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了。（摘自200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薛鸿时）

摘要：《南方人物周刊》　查看全文

摘要：文/刘莉芳 2008-01-10 总第 267 期　查看全文

“汤家太太做生日/家家为她拜寿忙/车满门/客满堂/为何不杀羊？/羊说道：/羊毛年年剪得多/为何不杀鹅？/鹅说道：/鹅蛋好吃不可杀/为何不杀鸭？/鸭说道：/白细鸭绒好做衣/为何不杀鸡？/鸡说道：/五更天亮报时候/为何不杀狗？/狗说道：/我看家门你玩耍/为何不杀马？/马说道：/一年给人骑到头/为何不杀牛？/牛说道：/我耕田来你收租/为何不杀猪？/猪说道：/今天大家都快活，/为何只杀我？”

陶行知专为这小朋友创作

谁都知道，因向世界华语读者翻译全部安徒生童话而获丹麦国旗勋章的中国作家叶君健，解放后一直住在北京。可是，他在上一世纪的40年代，由于生活无着，被迫从湖北流浪到陪都重庆。后经国际友人爱泼斯坦介绍，总算在重庆大学谋到了一个教外语的职位。后因他为来重大采访马寅初教授的两位美国新闻记者带路而遭到当局嫉恨，不幸又丢掉了饭碗。
　　但叶君健诚恳的为人和渊博的学识，已在重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失业不久的他很快又被诗人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介绍到中央大学任教去了。那时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大学教授的薪金难于维持正常生活，故叶君健托人在北碚嘉陵江对岸的复旦大学外文系兼课。如此工作纵然辛苦，却令他找到了情投意合的恋人。
　　因为一个从东北流亡到重庆的女学生——苑茵，也正在复旦就读。苑茵所在经济系的外语课，恰好是叶君健担任。这给他们见面提供了良机。官场腐败导致百姓生活的艰难，加之漂泊流浪的酸辛，使这对师生在多次接触中终于找到了共同语言。一年多以后，苑茵在其干爹，也即叶君健的复旦同事马宗融教授的热情帮助下，在重庆一家有名的清真馆子——百龄餐厅，举办了婚礼。
　　婚宴那天，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长的老舍不但从北碚赶来主持婚礼，而且发表了幽默机趣的演说：“各位来宾朋友，君健和苑茵小姐结为连理，是特别令我们文艺界朋友感到高兴的。他们能够感情投合，从天南海北走到一起太不容易了。原来新郎说过，自己不喜欢东北女子，因为他们性格生硬憨直；而苑茵也说自己不愿结交湖北男子，她不忘古书上说的，‘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所以怕湖北男人不好对付，但是，湖北的君健与东北的苑茵，却抛弃偏见而做到了千里有缘来相会。我们应该为此欢天喜地举杯相庆。祝贺这对患难夫妻，永结同心，百年和好。”
　　继老舍之后，臧克家也即席赋诗，其他的朋友也频频举杯，把婚宴气氛推到了高潮……
　　婚后一年，苑茵终于怀孕了。利用小宝宝还未出世的短暂安宁，惯于勤奋的叶君健把能在学校图书馆找到的西方文学作品——比如希腊爱斯古里斯的悲剧《亚格曼农王》、托尔斯泰的中篇《幸福的家庭》、易卜生的多幕剧《总建筑师》、梅特林克的多幕剧《乔婉娜》——一一译成中文。另外，还译了一批国外的短篇小说名著，定名为《故国》。上述译作均交冯亦代主编的重庆古今书屋出版社出版。这既为山城读书界，提供了一批健康有趣的精神食粮，同时也为未来飞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并开始翻译安徒生童话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雨量器的种类
测量降水量的基本仪器有雨量器和雨量计两种。
雨量器：是用于测量一段时间内累积降水量的仪器。常见的雨量器外壳是金属圆筒，分上下两节，上节是一个口径为20厘米的盛水漏斗，为防止雨水溅失，保持容器口面积和形状，筒口用坚硬铜质做成内直外斜的刀刃状；下节筒内放一个储水瓶用来收集雨水。测量时，将雨水倒入特制的雨量杯内读出降水量毫米数。降雪季节将储水瓶取出，换上不带漏斗的筒口，雪花可直接收集在雨量筒内，待雪融化后再读数，也可将雪称出重量后根据筒口面积换算成毫米数。
雨量计又分
翻斗式雨量计：是可连续记录降水量随时间变化和测量累积降水量的有线遥测仪器。分感应器和记录器两部分，其间用电缆连接。感应器用翻斗测量，它是用中间隔板间开的两个完全对称的三角形容器，中隔板可绕水平轴转动，从而使两侧容器轮流接水，当一侧容器装满一定量雨水时（0.1或0.2毫米），由于重心外移而翻转，将水倒出，随着降雨持续，将使翻斗左右翻转，接触开关将翻斗翻转次数变成电信号，送到记录器，在累积计数器和自记钟上读出降水资料。
虹吸式雨量计：虹吸式雨量计是可连续记录降水量和降水时间的仪器。其上部盛水漏斗的形状和大小与雨量器相同。
当雨水经过漏斗导入量筒后，量筒内的浮子将随水位升高而上浮，带动自记笔在自记纸上划出水位上升的曲线。当量筒内的水位达到10毫米时，借助虹吸管，使水迅速排出，笔尖回落到零位重新记录。自记钟给出降水量随时间的累积过程。

据气象部门介绍：气象预报把下雨、下雪都叫做降水，降水的多少叫降水量，表示降水量的单位通常用毫米。1毫米的降水量是指单位面积上水深1毫米。
1毫米降水落到田地里有多少呢？我们知道，每亩地面积是666．7平方米，因此，1毫米降水量就等于每亩地里增加0．667立方米的水。每立方米的水是1000公斤，这样，1毫米降水量也就等于向每亩地浇了约650公斤水。据测定，降5毫米的雨，可使旱地浸透3厘米~6厘米。
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中小雨、中雨、暴雨等专业术语，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小雨是指24小时内降水量不超过10毫米的雨，小到中雨为5毫米~16．9毫米，中雨为10毫米~24．9毫米，中到大雨为17毫米~37．9毫米，大雨为25毫米~49．9毫米，大到暴雨为38毫米~74．9毫米。24小时内雨量超过50毫米的称为暴雨，超过100毫米的称为大暴雨，超过250毫米的称为特大暴雨。
在天气预报用语中，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含义。比如，“零星小雨”指降水时间很短，降水量不超过0．1毫米。“有时有小雨”意即天气阴沉，有时会有短时降水出现。“阵雨”指的是在夏季降水开始和终止都很突然，一阵大，一阵小，雨量较大。“雷阵雨”则是指下阵雨时伴着雷鸣电闪。“局部地区有雨”指小范围地区有降水发生，分布没有规律


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它与降雨量的标准截然不同。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气象上对于雪量有严格的规范。如同降雨量一样，是指一定时间内所降的雪量，有24小时和12小时的不同标准。在天气预报中通常是预报白天或夜间的天气，这主要是指12小时的降水量，各等基降雪量的标准：
零星小雪是指有量降雪量但小于0.1毫米；
小雪：大于等于0.1毫米，小于0.25毫米;
中雪:大于等于0.25毫米,小于3.0毫米;
大雪:大于等于3.0毫米,小于5.0毫米;
暴雪:降雪量大于等于5.0毫米。

降雪量是指将雪转化成等量的水的深度，与积雪厚度可按照1：15的比例换算。如此计算，97.7毫米降雪量约为1.5米厚的积雪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民国初年曾在同盟会同仁创办的《民国报》当过编辑，做过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缉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梁便以‘漱溟’为名，沿用到今。
　　                    一串铜钱的故事
　　梁漱溟九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梁的父亲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梁的父亲并不责斥，也不喊梁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湖涂云云。梁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他对今后的人生采取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坚持素食七十年
　　梁漱溟从二十多岁就吃素，坚持素食七十余年。他平时用餐，除鸡蛋、牛奶外，其它荤腥一律不沾；但并未出现营养不足的问题。三十岁以后，身体愈见结实，体质、精力反为朋友辈所不及。建国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泽东走到梁的座席前，见梁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梁漱溟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一九○六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顺天中学堂。梁的各门功课自学进度皆超过老师的课堂教授进度。他大量阅读课外读物，国文作文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梁喜欢作翻案文章，从不落俗套，深得国文教员的赏识，他的作文曾得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

传统文人画为追求清雅脱俗的境界，在题材上常显出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而吴昌硕、齐白石等颇具人民性和平民化倾向大师，在选材上“万象皆来，献予诗材”，时常画一些与日常饮食有关的蔬菜瓜果。特别是普通的大白菜，因寄寓了画家饱满的感情和高妙的才艺而熠熠生辉。

吴昌硕白菜图

      吴昌硕说：“葱蒜鱼肉损肝肺，咬之不厌唯菜根。”他在一幅《墨菜》画中题到：“秋霜入菜根，菜根始得肥。菜根常咬能救饥，家园寒菜满一畦。如今画菜思故里，馋涎三尺湿透纸。菜味至美纪以诗，彼肉食者鸟得知。”有一次，其诗友沈石山向他索画，并特地嘱咐要画日常蔬菜。吴昌硕问为什么。答曰：“真读书者，必无封侯食肉相，只咬得菜根耳。”吴闻后“感慨系之”。他满足了诗友的请求，在题画诗中说：“咬得菜根坚齿牙，……面无菜色愿亦足。”说来颇有意思。吴昌硕虽常画蔬菜，但他曾自嘲：“我之所以学画，是为了讨口肉饭吃吃。”因为当时在社会上刻印、写字通常只能吃到菜饭，而画画比较容易吃上肉饭。但他在吃上“肉饭”后，仍对菜根念念不忘，保持了“一耕夫来自田间”的本色。

齐白石的白菜和辣椒

      齐白石视白菜为菜中之王。他抓住白菜肥大、嫩白、脆绿的特点，画出的白菜，新鲜活泼，生机盎然。六十三岁题画白菜时写道：“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其《白菜与辣椒》以极其洗练的笔墨，把白菜的白嫩菜梗和鲜润叶片给画活了。画上题字：“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他还另有画白菜的题句：“不是独夸根有味，须知此老是农夫。”“杏子坞老民咬菜根八十年香味犹清。”在他眼里，白菜显然意味着平民情怀，象征着朴素生活。
    有个小故事，一天早晨，齐白石上街买菜，见一个乡下小伙子卖的白菜又大又新鲜，就问：“多少钱一斤？”小伙子正要答话，仔细一看，这不是大画家齐白石吗?就笑了笑说：“您要白菜，不卖!”齐白石一听，不高兴地说：“那你来干吗?”小伙子忙说：“用白菜换画。”齐白石明白了，就说：“用画换?可以啊，不知怎样换法?”小伙子说“画一棵白菜抵一车白菜。”齐白石不由笑出了声：“小伙子，你可吃大亏了! ”“不亏,就这样换。”齐白石也来了兴致：“那就拿纸墨来。”小伙子买来纸墨,齐白石提笔抖腕,一幅淡雅清素的水墨《白菜圈》很快就画出来了。小伙子接过画，从车上卸下白菜，拉起空车就走。齐白石忙拦住他笑笑：“这么多菜我怎么吃得完?”只拿了几棵白菜走了。

郑午昌白菜图

      郑午昌（1894—1952），浙江省嵊县人，也擅长画白菜，曾有“张荷郑菜”（张大千擅荷花）之誉。1944年，郑在上海永安公司举办“郑午昌卖菜画展”，轰动沪上。他为白菜画作诗云：“一钱买数斤，一斤卖万千。菜价贵如此，相隔才半年。衮衮食肉者，哪知小民艰。”“龙门身价重荒年，一菜贵于买肉钱。总觉得时非素愿，万家茅屋几家烟？”郑午昌写菜咏志，反映了敌占区百姓的疾苦和愤世之情。其白菜画以画中菜数论价，展出的一百幅菜图在一周内便告罄。郑将所得画款全部捐献给抗日团体和赈灾单位。1947年作，他又作《清白家风》图，题诗：“荒园十亩旧离宫，浴露含霜碧几丛。莫道苦寒犹此色，本来清白是家风。”白菜的素净，在此成了洁身自好的标示。

摘要：《英才》2005年第1期　　查看全文

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是指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时期人们吃不饱饭，饿死了不少人，特别是农村更严重。
　　近年来，不同出版物陆续披露的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不尽相同，推算的口径也不尽一样：较早的推算说，“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之后有人推算，“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有一本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实》的书中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有媒体称，“中国人口减少四千万，这可能是上世纪全球范围的最大饥荒”；最近一本史学著作的计算表明，“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3250万”。
　　在那场大饥荒当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但是，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二
　　
　　那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后的1959年，有人发现农村出了问题。当时山东省昌潍地委做出决定，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是从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具有农村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到昌乐后首先到人民公社化搞起来的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民以食为天，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便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在农村，解决农民吃粮的根本途径是生产，依靠种粮养活自己。但是，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决定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较早就能有收成。种红薯需要育秧苗，那年来了寒潮，下的雪很大，为了避免冻坏红薯秧苗，他带头并要求所有干部统统到育养薯苗的“火炕”去防寒。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
　　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肯定低，昌乐百姓来年麦收以后怎么渡过夏荒呢？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可以以瓜代粮渡夏荒。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最后收了多少南瓜呢，当时人们说平均每人有五六十颗，如果是四口之家一户就有二百多颗大南瓜。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18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南瓜保了老百姓的命，昌乐的百姓就编出了不少赞颂南瓜的歌谣。有一首歌谣是这样唱的：“背着南瓜上青岛，看了戏，洗了澡，来回路费使不了。”这首歌谣反映了当时昌乐农民不仅自己渡过了饥荒，还给城里人送去了大南瓜，对城市居民渡荒做了贡献。
　　昌乐在大饥荒年代，通过红薯、南瓜大丰收，闯过了最为艰难的第一年，保住了百姓的生命。到1960年秋后，昌乐的灾情有了缓解，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
　　
　　三
　　
　　然而，一年没有饿死人，这仅仅是开始，是救灾渡荒的第一仗。如何闯过这场大饥荒，增产粮食才是根本的出路，这一直是王永成心中的一个大问题。经过深入思考后，王永成决心以“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作为一切工作的起始点，增产粮食救灾渡荒。他认为：第一，农民应该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是为农民服务的，尊重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