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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忆往事- -

                                      

差点进不了清华

    在我下决心转学清华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先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几乎使我耽误了考试。如真是那样，我就要在大同大学学到大学毕业了。

    这是一件怎么样意外的事情呢？

    清华在上海招收学生的考场设在当时的大夏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我从南市我家出发，换一次车之后，再搭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车到梵王渡(现改为“万航渡”)终点站下车，然后步行不多远到考场。这次考试要用两天的时间，第一天我就是这样去的。

    第二天早上，我也这样去考场，到梵王渡站时，有一辆黄包车正停在站上，车夫不在。见到汽车来了，车夫赶快跑回车站，去把黄包车拉走。可是黄包车停在车站这件事，已经激怒了与我同坐在一辆车中的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员，那是一个高鼻子的白人，我想他应该是一个英国人。他下车去追黄包车夫。黄包车夫拉着黄包车的速度，当然没有那个英国人空身跑得快。只几步，英国人就赶上了黄包车夫，他抓住黄包车的车篷，一使劲把车弄倒。这个英国人就举起随身带着的手杖去打那黄包车夫。那手杖很细，我估计里面有钢筋。这么一打，鲜血马上从车夫的头上流下来。见到这样的情景，我一下子气炸了。

    梵王渡停靠公共汽车的那条马路是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侵略华界的一种手段，把属于原来租界的马路延长，在本来不属于租界的华界土地上强行修筑马路。马路修成之后，就把这条马路算做他们的租界。上海的老百姓以及报界坚决反对，可是国民党政府容忍这种侵权行为。结果在越界筑路地段，马路便成了租界，而旁边的弄堂还是“华界”。“华界”的警察局对那个越界路上的事也可以去管管。

    当这个外国人打那个车夫时，许多黄包车停在大路旁的弄堂里。我就跑到那群车夫那里，鼓动他们惩罚这个外国人：“你们不也亲眼看到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打我们的同胞吗？难道你们可以呆在一边袖手旁观吗？工人同胞要团结起来，给那家伙点颜色看看！”他们本来就很愤怒，经我这样一鼓动，大伙儿就行动起来了。黄包车夫们先把车拉到完全属于华界的弄堂里(这是他们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因为到了华界，英国人就不好去了)，然后，有的拿起木制的坐垫，有的捡起砖块，向公共汽车站跑去。那个洋人一看不妙，就躲到车上，把门关起来。车夫们就把车子上门窗的玻璃砸碎了，想把这个外国人拉出来。事情闹大了，华界的警察开了一辆警车来，把那个挨打的黄包车夫和那个打人的洋人都拉走了。

    警车开走了，打架的现场平静下来了，我这才想起今天还有转学清华的考试，就急急忙忙向考场跑去。当我跑到考场时，监考人正准备把我的考卷收走。真玄啊！如果我晚来一两分钟，误了这场考试，也就不能接受吴有训老师的口试，这次转学就会成为泡影了。

    钱三强的纪念册

    1937年2月，我在广州收到了民先总队部负责人李昌的来信，他要我辞去岭南大学教师的工作，尽快回到北平，到民先总队部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我将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我没有犹豫，立即回到了北平。因为我的家人一直是主要靠我的工资生活，现在一下子辞去了工作，无法再贴补家用，总要找个合理的借口才行。我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这借口自己送到我跟前来了。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法国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准备在中国招收一名研究生。我跟家里人说当一个助教没有出息，我要报考研究生，去北平应试。

    有了这个借口，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都没有怀疑，可是这件事也总要找到一个台阶下来才行。这个台阶也是自己送到我的跟前的。当我知道同班同学钱三强也准备应约里奥·居里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时，我真高兴极了。他使我有了一个不去报考的借口。我对大家说，我不想和同班同学争这个名额。我想自己在系里的学业成绩，同钱三强互有短长。我见长的是数学和理论分析，钱三强见长的是动手做实验。可是考试不靠动手的本事，我会占便宜。总之我还是有竞争力的。我的退出，也还得到了不少好评。这些好评完全是白捡的。

    不久考试成绩揭晓，三强被录取了。我非常高兴。他当约里奥的学生比我合适。他在中学又学过法文，我想他一定会学得很好。在出国前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要我在他的纪念册上写几句话。我就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事情果真这样：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在亚洲大陆就是日本投降后，回到祖国，在清华授课。没有多久北平就解放了，他积极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64年日本坂田昌一教授到中国来，参加我国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有一天会议休息，我们和坂田教授一起在颐和园的船上聊天，三强对坂田讲了我在他纪念册上留言的故事，引起坂田很大的兴趣。回日本后，坂田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国科学界的新风貌》，转述了三强讲的这个故事，说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那年我就想看看三强那本纪念册，几次到三强家里都忘了提这件事，后来又想起这件事，打电话给三强，他让人转告我，这本纪念册在“文革”中非常遗憾地被销毁了。

    延安时的“老对头”

    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在第四版上连载了陈伯达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在延安我一直研究土地问题，当然对这样的文章比较注意。看后，我发现这篇文章有不少错误，不只是有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有些知识性错误。我发现他没有读懂《资本论》中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租率。于是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列举文章中的错误。信发出不久就接到陈伯达回信，约我到杨家岭他住的窑洞见面。

    对这次见面，我的记忆很清楚。见面后我没有什么要说，因为要说的都写在信上了，等他先讲。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个小先生，我对《资本论》没有很好学过，我写的东西有错，你指出了我的错误，我非常感谢，这是对我极大的帮助，我终生难忘……”那时我刚过三十岁生日不久，他比我要大十多岁，是个成名的学者，他那篇话我听了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按照我的性格，宁肯和他作实质性的讨论。我提了几个我在研究土地问题时的观点，试图引起讨论，但他不肯发表意见，我感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没有收获。但是作为一个长者，他能够这样“谦虚”地对待一个年轻人，基本上我还是高兴的。

    过了不久，他又写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并出了一本小册子。我在得到这本小册子后，急急忙忙地把小册子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找出来看，令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竟一个字也没有改！我觉得这个人不仅虚伪，而且毫无“追求真理”的精神。再补充一句，当年延安出的陈伯达的这本小册子，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又出了一版，他签了名，赠送给我一本，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再版时，在我指出错误、他表示非常感谢的地方，仍旧一字未改！

    事情还没有完。1965年，有一天陈伯达找张劲夫去谈话。陈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就是以这个身份把张找去的。他对张说，列宁在二十年代曾经讲了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他主张把“气”字改为“子”字，以适应六十年代世界科技的发展水平。要张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去，请党组讨论一下他的看法。

    这时，张和我都兼任科委党组成员。在党组会上讨论时，我发表意见说，列宁这个公式的意思无非是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一是靠最先进的政权，二是靠最先进的生产力。在二十年代，列宁知道的最先进的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现在变了，当然可以改，但改为“全国电子化”不完全，因为还有新能源、新材料等等。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在这之后就开始了，张劲夫向陈伯达汇报我的意见时，陈说：“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吆！”

    1972年我被“解放”后，从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一次在路上遇见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我的清华的同学王天春。一见面王对我说：“你的日子现在该过得好多了吧？”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问他此话从何说起。他就说：“现在陈伯达不是倒台了吗？你是陈伯达的老对头，这样你不是可以翻身了吗？”我奇怪他是怎么知道此事的。他告诉我，这件事在中国科学院出的“小报”上登过，他是看了小报才知道的。

    这样我才明白，原来1945年陈伯达同我第一次见面时讲的那些话中，其他的话都是假的，惟有一点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对我的批评他“终生难忘”。

    为“陶胖”编书

    1971年初，“文革”进入第六个年头，本人在首都受批挨斗三年之后到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继续“接受教育”，在种稻、养猪、管菜园子之余，已有时间和气氛可以看一点书，而且除毛著、《红旗》外，还可以买到新出的马恩全集。

    在同学中有一位原在中宣部教育处工作的同志，外号“陶胖”，平时大家经常跟他开玩笑。他有一大爱好——喝酒。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对陶胖说：“我给你编一本《马恩论喝酒》，让你喝酒有经典著作为依据，怎么样？”说罢，我就动手编起来。编写此书有一个当时不敢讲出来的想法：人们一直把马克思恩格斯只看作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很少把他们也看作是一个普通人。其实用不着到别处搜集资料，在他们自己写的东西中就可以表明他们是富于人情味的人。在阅读马恩之间及马恩和他们友人之间的通信时，我对这一点有很深的体会，为陶胖编写此书实为表达本人这种思想之一种形式。

    编好之后我用比较端正的字迹抄好，找了一张比较好一点的纸，写上书名和编者的名字，用针线订成一个本子，献给了陶胖。在他那里放了不少天，发现他并没有重视我的这个劳动成果，我很失望，取回来放在房内，有人来了看看、笑笑就完了。有几个人拿走翻翻。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在了，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拿，于是它就下落不明了。

    我完全不用谦虚，敢说对马恩论喝酒的研究我是世界上的大专家，在我之前和之后没有听说有人在做研究。后来，我严肃地考虑出版一本《马恩书信中涉酒文字》的书，可是由于忙着别的事情，稿子在我手上一压好几年，直到2004年8月，才在几位朋友的热心帮助下，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摘自《于光远自述》  大象出版社2005年6月版 

- 作者： laoyija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15日, 星期六 02:43 加入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