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明星的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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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瑜：“铁梅”的爱恨情
刘长瑜京剧表演艺术家。1964年调到中国京剧院一团参加《红灯记》的排演工作，扮演“李铁梅”；1971年《红灯记》被拍成电影，八十年代后复排并出演了《卖水》、《春草闯堂》、《辛安驿》等戏，并主演《红灯照》、《红楼二尤》、《燕燕》、《桃花村》等戏，多次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奖项，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梅兰芳金奖等。
1994年，中国京剧院创办青年团，任名誉团长；1996年1月，任中国京剧院第一副院长。
尽管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可是只要提起《红灯记》，恐怕人人都能唱上两句：“爹爹，你听我说……”而且脑海里立刻会闪现出李铁梅那穿着红底白花小夹袄，甩着一条大辫子的刚毅身影。作为其扮演者，刘长瑜也伴随着这部红色经典之作而生出许多爱恨情。
周总理的保护
1951年，年仅9岁的刘长瑜考进了中国戏曲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国戏曲学院实验剧团。
1961年底，实验剧团到上海演出。刘长瑜在《香罗帕》中演的是一个配角，只有一句唱词。她在后台一出声，还没有走出来，台下就掌声雷动，赢得了满堂叫好声。此外，刘长瑜还演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卖水》，在上海一炮打响，极为轰动。自此，出了名的刘长瑜有幸能常被接到中南海，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清唱京剧。
“文化大革命”中，她因为出身问题而被打成“狗崽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为了帮助她，周总理在一次二百多人的会上有意识地说：“刘长瑜跟我一样，是旧官僚出身，但她现在也跟我一样背叛了她的家庭。她演的《红灯记》是革命的戏嘛。”由于总理的这次讲话，她没有再进一步遭到“敲打”。
因得罪江青挨整
1963年，江青要把《红灯记》排演成更为经典的京剧样本。李铁梅一角由刘长瑜来演；她的功底无可厚非，但江青仍然不断地找毛病。
李奶奶和李玉和牺牲后，李铁梅一个人回到家时，有一段唱是：“提起敌寇心肺炸……”开始时唱腔不是高八度，而是平的，这本是设计师设计的唱腔，而江青却说：“这段唱腔不好，是路线斗争的问题。”刘长瑜辩解了几句，霸道的江青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这个小鬼！你敢跟我顶牛干！”
刘长瑜被说成是对抗江青、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内部敌人。从此，她便没完没了地挨整。江青几次想把她换掉，都由于其他人不如刘长瑜顺眼，只好还让她演下去。
两次婚姻：有痛苦也有幸福
刘长瑜的第一个丈夫，是她在戏曲学校的同事，也曾是她精神上的支柱，可是丈夫因病离她而去了。后来有人不断给刘长瑜介绍对象，有会说六国语言的才子，有身居要职的官员，有名门显贵的子弟……还有一堆堆的求爱信。
她回绝了所有的追求者，自己闭门思考了整整一个星期，她需要一个普通演员来不断地提醒、补充自己。她决定选择她的同事白继云，刘长瑜觉得他人品好、身体好、和大家的关系也好，他会成为值得信任的志同道合的伴侣。
刘长瑜就这么理智地选择了第二次婚姻。白继云处处关心她，安慰她，并让刘长瑜又一次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刘长瑜一直保持一颗平常心，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平易近人地对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摘自《家庭周末》
高玉倩：心自从容天地宽
高玉倩京剧表演艺术家，1950年调入中国京剧院，演出剧目有《凤凰二乔》、《彩楼记》、《人面桃花》、《吕布与貂蝉》等。1964年开始改工老旦，嗓音高亮，富有激情，在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扮演李奶奶，非常出色。
人生路漫漫，到了晚年，每个人的心中都珍藏着一份自己的生命履历，那里面有欢笑温馨，也有难言的苦楚，而人到晚年，如何才能做到心静如水，快乐从容呢？
“平桥远水诗千里，锦树浓花月一钩”。这是悬挂在高玉倩家客厅里的一幅书法作品，它也恰好反映出了高玉倩晚年生活的心境。
“我的童年是凄苦的，缺少亲人的帮助和爱抚，也上不起学。但正因为无所依赖，我从小就打下了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断奋斗自强不息，才能求得生存的思想基础。”
高玉倩开始学的是花旦行当，还拜梅兰芳为师。但当现代京剧《红灯记》中需要李奶奶这一老旦角色，当时已经36岁的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从花旦改成了老旦。唱戏的人都知道，改行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高玉倩当时已近中年，其意志力和勇气可想而知。从那时起，直到晚年，她对艺术的追求仍孜孜不倦，尝试了各种艺术形式，舞台、银幕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高玉倩一生追求事业，对金钱财富看得很淡。对社会对生活对别人无过高要求，只要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她曾在一处连下水道都没有的大杂院住了28年，从不抱怨；对瘫在床上的婆婆尽心服侍，直至老人去世；对儿女尽量去体贴去理解；对朋友和同事永远不做有害于他们的事。
现在有的年轻人常说：别活得太累。她说：“我虽然上了年纪，但生活得并不累，有些老年人对新生事物看不惯，仿佛如今什么都不如从前。我认为，对待新事物，应该尽量去理解，这样就容易接受了。我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愿意理解他们，从心理上接近他们，事实上这对老年人来说是件好事。”
高玉倩平时生活闲适随意，每天坚持遛弯儿，走得远了累了就把报纸往地上一铺，席地而坐，饿了就买块烤白薯或煎饼果子，在街上吃起来。她说：“人还是要自然一些才好，我的天性趋向自然，并且非常珍视它。”
这种“天性”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对儿女的终身大事从不包办代替，她认为，只要两人有感情就行，她不会反对。平时，她从不强求孩子们与她一起过周末或度假，就连春节也不强求团聚在一起。
谈到长寿问题高玉倩说：“健康长寿嘛，就得健康地长寿，不然的话，病病歪歪的，长寿了也没意义。”
她曾在北京电视台主持过三年《老年之家》节目，对中老年人如何保持身心健康有着独到的见解。
每天，高玉倩总要下楼散散步，她将此称为“接一接地气”。饮食方面以清淡为主，不吃刺激性强的和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在总结自己的养生体会时她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保持良好心境，俗话说‘七分精神，三分养病’，精神的作用大着呢！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惊慌、惧怕都是没有用的。生活有这一站，也必然要走到下一站，关键是要从生活当中挖掘出新的东西，充实自己，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和宁静。”□摘自《周末》
李炳淑：毛主席说“留上海好嘛！”
李炳淑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京剧二团主要演员。常演剧目有《白蛇传》、《凤还巢》、《杨门女将》等。因在现代京剧《龙江颂》中扮演江水英而家喻户晓，八十年代初主演的影片《白蛇传》获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年初二下午，陕西南路上海戏曲学校实验剧场正在举行学生汇报演出，李炳淑的《女起解》首次和上海观众见面。
“这个小姑娘是哪里来的？怎么没看见过？唱得真不错，嗓子好极了，又甜，又亮，又糯，扮相也不错，难得，难得……”戏迷们对初次出场的李炳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在观众席里，有几个特殊的看客显得特别高兴。他们就是应戏校领导的一再邀请来看李炳淑演出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副部长陈其五，以及市文化局长李太成等。这次汇报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李炳淑的表演被观众承认了，也被领导认可了，她以实力证明自己确实是出类拔萃的难得人才。
石西民、陈其五、李太成等同志，看了李炳淑的首次实习公演后，便和戏校领导俞振飞、言慧珠、周玑璋等交换意见，要将李炳淑留在上海。在和安徽省有关领导的私下交往中，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一问题。但都难以交涉成功，感到很棘手。因为，原先对李炳淑知之不多的安徽省文化厅，窃喜所辖之地，竟出了个大上海为之叫好的艺术人才，所以，立刻重视起来。于是，上海方面越要李炳淑，他们便越不放手，而且给她安排好了去处，一俟她上海戏校毕业，便调回去充实安徽省京剧团。李炳淑的去留，出现了僵局。
有一天，言慧珠出席为来上海工作的中央首长举行的晚会。在晚会上，言慧珠把上海要留李炳淑而安徽不肯放的事向周总理说了。总理微笑着，向她指指不远处的毛主席，“毛主席就在那儿，你对他去讲。”
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鼓励，言慧珠的胆子壮了起来，择机趋近毛主席跟前，重复了一遍对总理说的事。
“好，留上海好嘛！”毛主席简短的回答，透露了此事可以商量的通融态度。对崭露头角的李炳淑，毛主席并不陌生，多次看过她的《女起解》、《望江亭》，听过她的清唱，觉得确实是个可造就的戏曲人才。
1960年3月的一个周末，李炳淑在俞振飞和言慧珠两位戏曲表演艺术家兼上海戏校正、副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上海市中心一座宾馆大楼。当步入宽敞明净的客厅，她不觉眼前一亮，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惊喜与幸福感从心头升起。“毛主席好！”李炳淑情不自禁地向毛主席行了个鞠躬礼。毛主席像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乐呵呵地招呼两位校长和李炳淑坐下，说：“小李啊，你看，今天我这个人可难做啦，现在上海要留你下来，安徽又要你回去，”说着，毛主席对在座的另一位领导同志说：“小李不是安徽的，也不是上海的，是国家的。她是个人才，我们就要培养！上海师资力量强，我看，就留在上海吧！”对方随即表态：“主席发话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呢！”听得出来，他就是自己家乡安徽的省委书记曾希圣。果然言校长在一旁示意说：“快，快谢谢你们的曾书记呀！”“谢谢曾书记！”李炳淑向曾希圣深深地一鞠躬。言校长又说：“快谢谢毛主席！”话音未落，“谢谢毛主席！”李炳淑又毕恭毕敬地向毛主席深深地一鞠躬。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好学习啊！”
李炳淑深深地懂得中央同意了学校的请求，并不是为了她个人，而是为了更加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戏剧事业，作为一名京剧表演的后起人才，自己当不负重望，她真诚地立下誓言：共产党对我的恩情重，我要一辈子听党的话！□摘自《戏迷之友》
梅葆玖: 跟着父亲与时俱进
梅葆玖，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之幼子,梅葆玖嗓音甜美圆润，唱念字正味纯，表演端庄大方，他的常演剧目有：《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太真外传》等。现为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团长。
梅兰芳，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人们永远怀念他、纪念他。梅兰芳，也是儿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谈不完的话题。是啊，有那样一位出色、开明又可亲的父亲，有谁能不骄傲、不自豪呢？
梅葆玖说起自己最初的唱戏，是因为10岁生日时学唱了一出《三娘教子》，大家一听，觉得有他父亲的韵味。父亲便指着一尊木头小雕像让他拜，说算是入门了，他说：“一个小木头人，让我拜什么？”父亲说：“什么木头人？那是祖师爷，快拜！”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己的舞台生涯。
父亲请人到家里教他唱戏，他便一面念书一面唱戏。父亲是名角，但他看老师教儿子，却从来不插手，他对梅葆玖说，老师教你的都是对的。后来赶上抗战，人人称颂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期间，父亲整日清闲，便在家看儿子学戏。那时梅家的状况十分紧张，日本人总试图逼梅兰芳出来做他们的“亲善招牌”，为此梅兰芳不惜连打两针伤寒针以发高烧来逃避。
梅兰芳喜欢画画，画得还不错，和很多著名画家比如张大千、徐悲鸿等都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梅葆玖记得，抗战期间父亲没事做，就每天晚上在家画画。晚上10点电灯没了，父亲就挂上煤气灯戴上老花镜画画，让梅葆玖在一边做小书童，给他调色，他总是记得父亲说：“不行，调得不对，重调。”不演戏，家里没有经济来源，父亲就把那些画拿出来开画展。“来的人好多！一听梅兰芳开画展，大家都来买，一下子全卖光了！家里就有经济来源了。我母亲说他，干脆改行画画得了。”大英博物馆曾经还想出600万英镑的价钱收藏梅兰芳画的《洛神》呢。
除了画画，父亲的博学和兴趣广泛让他感叹不已。梅葆玖说，父亲看过很多佛经，对佛学相当有研究，他自创的《天女散花》，每一个表演的手势无不从佛学中而来，在向梅葆玖传授这出戏时，他仔细给儿子讲述每个手势在佛家的故事。他还在服饰学方面有研究，每次演出的服装都自己设计，查看很多资料画出设计图，然后让梅葆玖的母亲福芝芳到大栅栏去买料子。梅兰芳还喜欢花卉园艺，据说他研究出如何嫁接培植出4000多种牵牛花的技术。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并擅长写诗填词。他教育孩子们，传统的东西要学，西方的东西要懂，时尚的东西也要看，常常带着全家到电影院看电影，还学跳时髦的舞蹈。梅葆玖记得父亲出国交流前，特意请了一位英国老师来教跳舞，他说：“在国外，跳舞是一种交流的手段，必须会跳。要是人家小姐到你面前一鞠躬，你说我不会，那多丢人！”梅葆玖说，后来回想他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
从小，父亲就注意让他们多方面受教育，这样即使不唱戏，也可以做别的。加上父亲本身是个开明而兼容并蓄、爱好相当广泛又相当聪明的人，使得他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兴趣也相当广泛。
比如他从小就喜欢看着图纸自己制作模型、电子管收音机也会装，他说最高兴的就是听见自己装的收音机响了的那一刻。更为稀奇的是，在上世纪50年代，梅先生就自己鼓捣出一台音响，相当的前卫。而看梅葆玖那一双大手，不唱戏，他一定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
梅葆玖自己打趣说：“我兴趣特别广泛，什么都喜欢。汽车、音响，无线电、遥控飞机模型都做得很好，还喜欢运动，什么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只是没去参加比赛。生活很充实，不是除了唱戏，回家喝喝茶就完了。”
说起开车，还有一件趣事。虽然梅葆玖从小喜欢汽车，但父母一直不让他考车本，怕他出事，待到父母都离世了，没人管了，他才在上世纪80年代去考车本。但考的是卡车本子，练车是在大兴郊区，因为天气很热，他就光着膀子练车。一位老太太看见了，认得他是梅葆玖，就问：“昨儿还看见你在电视里演穆桂英呢，今儿怎么就光着膀子开车了？”他回答：“啊，昨儿是小媳妇，今儿是大老爷们了！”□摘自《神州戏曲》
李万春：“垂帘画梅”寄真情
李万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的戏路宽广，勇于革新，武生戏的长靠、短打、箭衣，无不出色，武松戏与黄天霸戏均有独到之处。猴戏亦颇擅长，刻画美猴王的神态，灵捷机智，不俗不野。常演剧目有：《武松》、《马超》、《火并王伦》、《闹天宫》、《野猪林》、《将相和》、《走麦城》、《古城会》等；并排演新剧目《岳飞》、《戚继光斩子》、《廉官风》等。
1971年4月的一天，我在呼和浩特市中心新华广场遇见李万春，他穿着一身破旧的深蓝色呢子制服，骑着一辆自行车。我立即迎上前去打招呼：“李先生，您上哪去？”
当时还正处在“文革”混乱时期，李万春还没有解除“管制”，一声“先生”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下车满脸堆笑，不知所措地向我点头弯腰问候。没说几句话，李万春眼里渗出泪花，急忙掏出手绢擦眼泪，支支吾吾地说：“我跟家里吵了几句嘴，出来遛遛。”
我理解他的心思，便请他到家里坐坐。
李先生看出我的诚意，立即点头：“好，你先回家，我随后就到。”
那会儿我还住在新华广场内蒙古文化局后院的一间半平房里，为了避免风言风语，我先骑车回家，随后李万春也到了。
李万春进屋头一句话就说：“纪鑫，你把窗帘拉上，免得给你找麻烦。”
我知道他的意思，便说：“没关系。”
接着李先生又低声地说：“我是揪出来的右派，可别给你招事，还是拉上点好。”说着，他顺手把窗帘给拉上了。
我爱人见李先生来了，特意出去买了一只熏鸡，一瓶白酒，又炒了几个菜，把小炕桌儿放在地上，我们对坐在小板凳上边喝酒边聊天儿。
话题转到画画儿上，李万春提起他1924年在北京搭斌庆社科班演戏的那会儿事。当时没有电灯，只演日场戏，晚上没事，他父亲李永利先生不许他出去，便请画家到家里教他画画。最早教他画画的老师是李毓如先生，画兰花最为出名。但是李毓如为给李万春打好绘画基础，启蒙先教他画山水，后来才慢慢转入学花卉。从那以后李万春又向女画家江彩，还有张善子、金拱北、颜伯龙等画家学画。
随着他日益唱红，名声越来越大，社会交往也逐渐广泛，又认识了很多名画家。特别是张大千先生经常观看李万春演戏，十分青睐他的表演艺术，李万春借机托人又拜在大风堂张大千门下，颇得真传，使他的写意花卉笔墨更加雄健，色彩更加鲜明热烈。李万春笔下的春兰、牡丹、夏荷、青藤、秋菊、枫叶、冬梅等各种花卉画，均具有较高的水平。
他也模仿前辈名宿把绘画艺术融进戏里。我曾看过李先生演出《猪八戒盗魂铃》一戏，他在台上唱一段《御碑亭》中王有道的唱段：“王有道提笔泪难忍……”仅8句唱词，他就当场边唱边画出一幅牡丹图，当画卷向观众展开的时候，那是满堂喝彩，台下好多人争着花高价买这张牡丹图。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又谈起1943年他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个人画展的事。他的画一展出，当时梨园同行亲朋好友都去看画助兴。有一天齐白石先生也去了，他在画舫斋上走来走去，仔细看了李万春的画儿，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也没在留言簿上题词，便拿走一幅梅花图，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没过几天，齐白石先生也画了一幅梅花图，派人送给了李万春。
讲到这儿，李万春加重语气说：“齐白老平生很少画梅，得到他一幅梅花很不容易啊。这幅梅花我挂在墙上看了又看，不知临摹了多少次，学习齐白老的画法。可惜这幅梅花放在北京大吉巷家里，叫‘造反派’给抄走了……”
沉默了片刻，他站起来说：“今天我特别高兴，你对我这么盛情，也没什么可感谢你的。你拿张宣纸我给你画张梅花吧！”我赶忙拿出宣纸裁好铺开，李万春提笔泼墨给我画了一幅梅花。他还风趣地说：“咱们今天是垂帘画梅！”
这幅画虽以墨为主，却抓住墨分干、湿、浓、淡、焦五色之特点，枝干挺拔苍劲，用红色点花，色彩明快、浑厚、大方，含蓄而有神韵，耐人寻味。可惜当时李万春先生身处困境，自己的印章全被查封，只在画上写了上下款，连年月日都没敢写。
我虽早已装裱好，却没有机会请李万春先生补盖印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调回了北京。他病故后，我借出差机会去看望了他的夫人李砚秀老师，才补盖上印章，并将这幅具有特殊意义的梅花图悬挂中堂，李砚秀老师率儿女在画前合影留念后，我带回内蒙古珍藏。□摘自《梨园随笔》赵纪鑫／文
李世济：在党的阳光雨露里成长
李世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派传人之一。从事舞台艺术数十年，在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方面有显著成就，深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代表剧目有传统戏《锁麟囊》、《六月雪》、《文姬归汉》、《梅妃》、《则天武后》及现代剧《南方来信》、《党的女儿》、《满江红》等。
1949年，解放了，京剧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称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更是家喻户晓。这年，程先生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记得那天，程先生起了个大早，我送先生到颐和园北宫门，一直望着程先生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下午5点钟光景，我又来到北宫门等先生，看见程先生满脸的兴奋回来了。见到我，程先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见到毛主席了，还有周总理、贺老总！”一路上，程先生跟我叙述他亲眼目睹的领导人的和蔼可亲。我也特别兴奋，因为从师傅的情绪里，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给程先生的温暖。
1949年夏季的一天，程先生应邀到中南海去演《红拂传》，我也跟着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真的好高兴啊。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很多中央领导都知道程先生有个学生叫李世济。尽管那时我还未正式登台演出，但很多人都已称我“小程砚秋”。
那时，我们到中南海演出，戏都是临时点的。毛主席非常喜欢京剧，每次都看得很认真。每每在我登台之前，毛主席都让人拿来纸和毛笔，要我把要唱的戏的词全部写下来，然后交给他老人家。他看过后，就在我写得好的字上打勾，写得不好的字上就做上记号，并让我重写。那个仔细劲，真的让我好感动。不仅如此，他还给我讲解戏的内容，戏的历史背景，戏里人物故事。有一次我演《文姬归汉》时，毛主席不光给我讲解了跟戏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还告诉我什么叫野史，什么叫正史。一个晚上下来，我就等于上了一堂扎扎实实的历史课。因此，尽管我不是科班出身，但在这些“严师”的言传身教下，在党的阳光雨露里，我这棵京剧小芽长大了。
1956年，我到了北京京剧团后，由于种种原因，程先生对我有些误解。为了我能和师傅和好，1957年在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周总理专门把我们叫到中南海怀仁堂。总理对程先生说：“你看李世济戏演得怎样？”“戏演得不错。”“那你怎么不教她了？”“她是我的干女儿，义女。”“义女就不能是学生吗？”周总理说：“你们一起去莫斯科，回来后，我周恩来请客，让李世济拜师。”周总理还私下里嘱咐我，你这次的任务除了演出成功外，主要是跟程先生搞好关系，赢得程先生对你的理解和支持。一个无名小卒能受到周总理如此的关怀，那种心情真不是我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周总理还交待出访团团长周巍峙说，李世济找程先生学戏，你们要提供一切条件。在去莫斯科9天9夜的途中，我时刻记着总理的嘱托：让师傅了解我。我把分配的很少的一点吃的东西省下来给师傅；师傅因发胖脱鞋很困难，我就帮着脱；一有时间，我们就学戏。在莫斯科，我获了歌唱金奖，关肃霜获得了表演金奖，杜近芳也获了奖。
在程先生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北京那天，我和我丈夫一起去送程先生上飞机，我把我带来的一块咸菜给了师傅，并对他说，晕机时嚼一嚼。在上舷梯前，程先生对我说：“回去后，一定要找我。”我非常高兴地送走了先生，但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记得在嘉应寺为程先生开追悼会的那天，周总理来了，贺老总来了，陈老总也来了。当时我泣不成声，周总理把我从灵枢前扶起，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啊，你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程派艺术继承下去，让程先生的艺术事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知道，周总理对我如此关怀，不仅仅是对我李世济的关爱，对程派艺术的期望，更是对发扬光大博大精深的京剧事业寄予了深切期望。我下决心要听周总理的话，把先生的艺术发扬光大。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全身心地扑在改革、创新程派艺术上，在实践中进行改革和摸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今天，我们的京剧事业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年轻的一代正在成长，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周总理说过，流派是一棵大树，不要排斥支杈，因为根同是一条。我很高兴我对程派艺术的发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也是回报党多年来对我关怀、厚爱的最好方式。□摘自《光明日报》李世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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