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威望，一方面因为他在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人民的翻身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思想信念和道德操守具有闪光的人格魅力。
无私无畏，“为真理而斗争”
陈云有句名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对这一语言作了诠释：“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如果一切从自己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搀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陈云是这样提出主张，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一生无私无畏，秉公行事，从不计较个人进退得失，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和真理的尊严，在关键时刻敢于坦言直陈，讲真话，讲实话，甚至宁肯沉默也不讲违心的话。特别是当真理未被多数人认同、自己承受政治压力时，他那“为真理而斗争”的品格更显得弥足珍贵。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被迫长期“靠边站”。１９７３年６月，他公开露面不久，就受周恩来的委托，着手研究对外贸易决策。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他从战略高度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７５％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２５％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７５％对资本主义国家，２５％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１０月，在听取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时又指出：“要打大的算盘。”，“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在“四人帮”肆虐的年月，人们谈“资”色变、动辄得咎，陈云针锋相对地讲出这番话，该是需要何等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经济和农业问题，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却超越这项议题，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建议中央“考虑和决定”。他认为，“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主要是：（一）薄一波同志等６１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和１９４１年与此类似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当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国家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 中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负有重大责任，错误严重，中央应在适当的会议上给以批评。这篇石破天惊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了先河。
仗义执言，护卫他人的政治生命
延安时期，陈云担任中央组织部长达７年之久，从理论到实践，对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建设，贡献颇多。他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此，他以博大的情怀关心和爱护干部，格外珍惜和护卫他们的政治生命。
上海市首任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解放前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出生入死，为党和革命建立了特殊功绩。１９５５年内部肃反运动时，潘汉年被错定为“叛徒”、“内奸”逮捕入狱；“文化大革命”中又加重处理：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云对党内这起特大冤案高度重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后，便考虑重新审查已于１９７７年含冤去世的潘汉年。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他在做结肠癌手术之前，致信胡耀邦郑重提出复查潘案。为了查清这个历史遗案，此前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一道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刘晓，收集有关潘汉年一案的材料。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３日，他通过秘书向公安部调阅潘汉年案的全部材料。１９８１年１月３日，又指示公安部尽快整理一份关于潘汉年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纪委。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
席懋昭是１９３３年入党的一名普通党员，原籍四川仪陇。１９３４年到四川天全县灵关殿村，以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到达天全时，他奉命护送陈云出川赴沪领导白区工作。席于１９４８年被捕，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１９４９年１１月 ２７日被杀害。１９８３年，中共四川仪陇县委为了认定其烈士身份，致信陈云核实席的历史。陈云于７月１２日委托秘书复信说：“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作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８月２８日，陈云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１０月８日，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经查历史档案，席在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确实当过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同时附有《席懋昭情况简介》，并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１２月２０日，陈云在书面材料中强调：席是１９３５年护送我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后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根据其生前为党所作的贡献追记大功一次。由此可见，陈云对烈士的政治生命是何等的认真负责，对一度同自己并肩战斗的战友的情谊又是何等的真切深厚。
平易近人，谦和仁厚的长者风度
陈云虽然位高权重，却平易近人，从无轻视或傲视他人之处。他性格内向深沉，严肃冷峻，却热情细心，善解人意，关爱他人，体贴入微。这种谦和仁厚的长者风度，集中表现在他的爱情、亲情和友情。
据于若木回忆：“我和他（即陈云———引者注）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天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陕北公学———引者注）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虽然他大了我十四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也正是“政治与性情”的一致，弥补了他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不同而造成的差异，使二人患难与共，相濡以沫，长达半个多世纪。
陈云是一位慈祥可亲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每一个子女。但是，他对子女从不溺爱，从不以权为子女谋取任何私利。相反，倒经常教诲他们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据陈伟华回忆：１９７８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她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２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还比较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专门为此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切实解决他们的住房等实际困难，‘使教师成为最受人尊重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为了给社会起带头作用，他有意让我‘归队’，到学校当一名教员。恰巧我也难舍三尺讲台，留恋师生情意，还想回到教学第一线，这样，我于１９８５年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后改名北师大实验中学），成为一名历史教师。”
陈云作为革命年代出生入死的幸存者，时刻都在怀念以身殉国的战友。出于对革命烈士的慰藉和对革命后代的关爱，他在延安时期，就主动承担抚养烈士遗孤的责任。每逢周末，他都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接到自己居住的窑洞团聚，给他们以亲情和温暖，叮嘱他们：“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伯伯。”一次，中共早期党员、原中央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放学回到陈云家全身发烧，瘫倒在地。陈云赶忙找医生诊治，经检查是急性败血症。于是，陈云又找担架将他送往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陈云不仅把组织上照顾他的营养品全部送给虎生，而且还派自己的勤务员去医院护理虎生。虎生对此极为感动，病愈对人说：“我的命是疼我爱我的陈伯伯和医生护士们给的。我虽失去了父母，可我得到胜似父母的关怀和照料。我是最不幸的，也是最幸福的。”
星移斗转。几十年后，那些烈士遗孤都已人过中年，且事业有成。即使如此，陈云仍像当年一样，继续关注他们成长。１９８３年春节，陈云邀请烈士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等人的子女到他的住处聚会。其中就有刘虎生。陈云一往情深地对他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所以，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你们的父亲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参加革命比我早，是我的老前辈，其中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无须更多的举例，仅凭上述几则平凡的往事，陈云谦和仁厚、慈祥可亲的长者风度，就已清晰地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概括全篇，用中国古代两个成语“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述陈云的人格魅力，该是最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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