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为他们作一次演讲。这种事在梁启超本也寻常，可是他偏偏挑了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里的“评”即“批评”。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挈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既然如此，为何说他挑的是一个不大一般的题目呢？一、《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胡适见到梁启超，曾请他予以评正；二、北京大学，是胡适任教授的地方，哲学社，又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到这里来批评胡适的著作，在常理看，有些不尽恰切。连一贯宽容的胡适后来也在日记里说此事：“这是他（梁启超）不通情理的表示……”
当时的胡适，刚在《新青年》杂志打了几个大仗：鼓吹文学上的“八不主义”；鼓吹“文学改良”；推动白话文发展；努力新诗创作……两年前出版新诗《尝试集》，“暴”得大名。借此东风，又出版了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30岁刚出头，就如此顺帆高张，用“春风得意”形容，也许不算夸饰。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受聘清华、燕京作教授，但较之20多年前在上海《时务报》上一篇接一篇的新兴气锐，“笔锋常带情感”，精彩动人的宣传变法维新文章，名动中国士林的气象，到底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时候，出来批评一位“时代新锐”的著作，似乎就有些不合时宜。
但无论怎样，梁启超影响仍是很大的。讲演的会场，哲学社借的是北京大学第三院的大礼堂，听课的人，自然不会少。
梁启超的演讲，共分九节。前两节简要介绍此演讲的主旨、缘由和对著作的总估价。他认为：“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
第三节开始，梁启超便展开具体批评：“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他引征胡适的话：“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却顺笔指责胡适：“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
在阐发过程里，梁启超用语也很不客气：“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
演讲第四节，梁启超指出：“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于是，梁启超出语讥讽：“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大纲有什么连络关系，岂不可笑？”
梁启超准备得很充分，时间不够。第二天，原场原地，继续演讲。这一天与头一天，略有不同：被批评的著作人，胡适也到场了。
头一天梁启超开讲，胡适是知道的，但他不乐意去。因为他认为“打”到门前来批评，是不通人情的表示。他便去与鲁迅、周作人兄弟聊天，谈论翻译问题。鲁迅当时劝胡适多搞创作，胡适也表示将来要在这方面努力。第二天，他也并不愿意理睬梁启超的演讲，但同校的张竞生教授却劝他去一下。胡适想一想，也就答应了。
既然胡适到场，就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当天开场白便由胡适来讲。胡适对着听众，又将梁启超的情况，简要介绍。本来，这在听众是并不需要的，可不表达几句，似乎就有“不通人情世故”之嫌。
梁启超倒并没有因为胡适在场，有所客气。他开场便接着头天的话题说：“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时的梁启超，思想较先前已有重大变迁。对于孔子，他是极为推重的。他由此结论：“胡君所攻击的， 纯是无的放矢。”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加以延伸：“我还记得《胡适文存》里头有一篇说什么‘专打孔家店’的话，我以为这种闲言语以少讲为是。辩论问题，原该当仁不让，对于对面的人格总要表相当敬礼，若是嬉笑怒骂，便连自己言论的价值都减损了。”
当着胡适的面，说这样重的批评的话，着实得有相当的勇气。
在演讲结束时，梁启超对胡适论说古代哲学“中绝”的四种原因：怀疑主义的名学；狭义的功用主义；专制的一尊主义；方士派的迷信之外，还认为有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自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
梁启超讲演完毕，胡适照例应当有所表示，但他心里有些别扭。他觉得恐怕在听众看来，他们一个主持，一个批评主持者的著作，好像在演一出戏似的。
当然，胡适还是首先表达了自己对梁启超批评的谢意。他讲，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对梁启超所举中国古代哲学衰亡原因的两种补充：秦汉之际思想由奔湍变为大湖泊；平原民族性爱中庸厌走极端，评价为很大贡献。
对于梁启超认为自己“观点不同”，胡适作了相当的发挥：“欧洲中古时代，教会中讨论一个神学问题时，于护法的主张之外，常设一个‘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代表反对的论调......因此，我觉得孔子的学说受了二千年的尊崇，有了那么多的护法神了，这个时候，我来做一个小小的advocatus diaboli，大概也还可以罢？”
当然，他也对梁启超演讲内容作了小小反驳：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作为学者，胡适仍总括地指出：“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
这次发生在老北京大学的演讲，距今已有数十年光景。他们论争的问题，有些已有新的认知，有的却仍属见仁见智。但是，梁启超挑战到门前，为学问不顾及“人情世故”的直捷、率真风度，真使人感佩。胡适作为后起之秀，虽然对梁启超的方式并不满意，对他的演讲内容也颇有腹诽，可他却能够随堂听讲，主持甚至总结，显现出新一代学人同样尊崇学问，超越一般情绪的不俗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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