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非先生是著名学者和作家，他在鲁迅研究领域的建树，在散文理论上的拓展，在散文创作上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多年前在文坛即被称誉为“林非现象”。他也曾经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中国鲁迅研究学会会长和中国散文学会会长的重任。
我与先生已相识近30年。尽管我无缘聆听他授课，没有资格做他的弟子，但他又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
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京郊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是“天天读”，仍然是阶级斗争不离嘴边，仍然无书可读，加之日复一日枯燥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生气，也看不到一丝希望，使我的心情压抑苦闷到极点。
1975年初夏的一天，我依旧像往常一样机械地工作在机器旁。突然，从车间一侧的大门鱼贯走进一群陌生人。他们衣着朴素，表情平和，但从他们身上，分明又感觉到一种气度，一种素养，甚至还有一种朴素外表所掩饰不住的高贵。在这群人中，又有一位更显突出：高高的个子，比别人几乎高出半头，一头黑发，皮肤白净，面目清秀，始终微笑着，让人感觉亲切。这就是将近30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林非先生时他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后来得知，这些人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的，是来“开门办所”。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时间中，这些人白天在车间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业余时间辅导工人中的文学爱好者。他们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鲁迅，讲“政治小说”《红楼梦》……但林非与其他人又有不同，他除了讲“正面”的东西，很多时候还讲托尔斯泰，讲雨果，讲罗曼·罗兰，讲人性、人道主义。他讲的东西对那些渴望知识、久已压抑的青年工人，像打开了一道闸门，突然释放出巨大能量；又像一股清风，吹散了空气中的污浊，使人的身心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愉悦。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分析雨果的《九三年》时，大家争相提问的热烈情景，这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是多么难得！
在那群人中，有老一代的何其芳、周汝昌、许觉民等，更多的是像林非这样三四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而林非以他的平易、亲切、真诚赢得了更多青年工人的喜爱，我就是其中之一。林非他们“开门办所”的日子，打破了我枯燥沉寂的生活，使我着实兴奋了一阵。原以为一切都会复归平静，今后仍然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机器旁度过，林非这位令我尊敬的人也不过留在自己美好的记忆中。意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林非突然出现在我操作的机器旁。当时，我浑身上下满是油污，双手更是脏兮兮的，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伸出了右手，我一边下意识地把手缩向一旁，一边歉意地说：“您看，我的手太脏了！”林非笑着好像没听到我的解释，已经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就要回去了，有机会到我家玩吧！我们的图书馆已经恢复，我可以借些书给你看。”他边说边递给我一张写着家庭地址的纸条。
从此，我频频出入他的家门，二十几年没有间断。我不仅感受着他的关怀，也更多地了解了他的追求，他的家庭，他的为人……
1931年，林非出生于江苏海门茅山镇。他的祖父行医，父亲经商，家境殷实，他在小康之家度过了最初几年衣食无忧、亲情融融的日子。林非5岁就上了新式小学，但是刚读完一年级，战火就烧到了长江边，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他的故乡。在兵荒马乱中，他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学校和老师。几十年以后，在一篇文章中，他还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的一位启蒙老师：“记得生平头一回听课，坐在明净的玻璃窗底下，双手扶着红漆的课桌，恭恭敬敬地瞧着一位身穿西装长裙的女老师，听她铿锵有致地朗读着语文课本，从‘人手尺刀’开始，渐渐地讲到了‘早安’、‘你好’，于是她讲起新的文明礼节来，说是跟客人见面时，要握手或鞠躬，而反对当时在我们家乡很流行的作揖或磕头这种习惯，可以说是对我思想的头一回冲击。”
为躲避战火，林非随父母逃难到滨海一个小镇的亲戚家，最初的新式教育中断了。亲戚家聘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他们的孩子，林非在无新式学校可上的情况下，又在私塾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启蒙。
新旧两种启蒙教育，给林非幼小的心田播下了相互冲突而又于他不无裨益的文化种子：前者为他打开了一个窗口，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使他朦朦胧胧地希望冲破周围陈腐的习俗和封闭的氛围，追求一种崭新而又美好的生活；后者让他多少感到古板而沉闷，甚至不无压抑，但是也为他打下了古文基础，为他日后的文学研究和创作积蓄了必要的素养。
林非以鲁迅研究名世，这既有他个人气质、思想和不懈追求的自身原因，也有着社会、历史的因素。小学快要毕业那一年，学校里来了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不仅博学，而且思想进步。上课时，他常常撇开讲义，兴之所至地大讲鲁迅。林非平生第一次听到孔乙己的名字，当老师慷慨激昂地由《孔乙己》抨击控诉起那种使整个民族变得愚昧和麻木的精神时，林非的小脑瓜里，也第一次有了社会的概念。在那群孩子中，老师更喜欢爱读书爱思考的林非，他把不少书借给林非看，其中引起他强烈震撼和共鸣的是那本装帧十分精美的《呐喊》。尽管书中深刻的涵义他还无法全部弄懂，但鲁迅在自序中的那几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勾起了他多少联想。其时，处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父亲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加之他又是个极豪爽、善结交的人，家中常常高朋满座，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他还背着妻子在外面娶了妾，一个小康之家哪里经得起这种折腾。在“内忧外患”中，林非的家渐渐衰败了，这使小林非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1947年夏天，林非初中毕业了。父亲告诉他，已无力再供他继续上学，让他去上海一家贸易公司当练习生。父亲的话不啻五雷轰顶，林非一下子大哭起来，向父亲抗辩道：“我必须上学，不让我上学，就到处流浪”在母亲的干预下，父亲终于同意林非继续就学。不久，林非考入上海有名的吴淞中学。
多年以后，林非先生在不少文章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字里行间，渗透着对母亲深深的爱。那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粗通文墨的母亲，她美丽、刚强、正直，默默忍受着丈夫娶妾的痛苦，她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如果没有母亲，林非的求学生涯也许早就夭折了。林非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知道父亲是爱他的；但他又难以容忍父亲娶妾的行为，他深深同情母亲的不幸，他对父亲的感情有爱有怨甚至也有恨。
解放前夕，物价飞涨，特务横行，尤其在上海这个四大家族的大本营更显出了崩溃前的颓象。面对黑暗，林非越来越同情、倾向革命，就在他课余大量阅读高尔基的著作时，被学校里的三青团盯上而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他不得不离开吴淞中学，1949年初，辗转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了革命。1952年，在调派大批青年干部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高潮中，林非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深造，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
1953年，还是大学期间，林非加入了党组织。这是他从中学时代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最终归宿。但解放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却把他推入漩涡中。1955年“肃反”运动中，他没有一个党员“应有”的积极态度，对于曾讲过落后话的人，他认为可以批评教育，不应上纲上线，更不应该因此定为肃反对象，这种态度被视为“右倾”；一个肃反对象为“戴罪立功”，居然诬陷他是三青团。由此，林非被撤销了党籍。1957年反右运动中，组织上动员“鸣放”，但林非一言不发。支部书记动员道：“你不能只钻业务，更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积极鸣放。”躲，是躲不过去了。他想到，一次去颐和园，看到一辆高级轿车不减速冲过一队正在行走的群众队伍，人群一下乱了。当时他很感慨：坐高级轿车的就可以凌驾于老百姓之上吗？现在，既然逼迫“鸣放”，就把这件郁积心中已久的事“鸣放”出来吧，结果却遭到了批判，说他是“反动的平均主义”。
那些年，林非一方面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欢欣鼓舞，不仅在《文学评论》的编辑岗位上写下了大量文章，而且还以诗歌体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他的一些诗还受到了老诗人臧克家的好评；另一方面，他对接连不断的运动，对越来越不正常的政治氛围，越来越难以理解，以至感到苦闷、压抑，不断在心中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随着50年代后期极“左”思潮愈演愈烈，塌下心来真正做些学问搞点研究已不是容易的事。但林非仍然于60年代初，从鲁迅小说入手，开始了鲁迅研究的生涯。于是，他又被扣上了“白专典型”的帽子。“文革”十年，对文化的摧残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林非的文学事业自然也彻底中断。但他并未停止思索。他更加亲近鲁迅，热爱鲁迅，崇敬鲁迅，对鲁迅的理解愈加深刻。
“文革”结束后，林非恢复了党籍。压抑多年的激情和创造性如决堤之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间，林非连续出版了《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鲁迅传》。这些著作，数量之多，跨度之大，见解之精辟，令学界刮目相看。原本默默无闻的林非突然一夜之间崭露头角，学术界有了他的一席之地。
随后，林非又发表了《治学沉思录》、《文学研究入门》、《鲁迅和中国文化》、《散文论》、《散文的使命》、《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读书心态录》以及散文创作十几种，迄今已出版著作三十几部。他还主编了广受学界好评和读者喜爱的《中国散文大词典》、《中外永恒主题散文精品》、《中国当代散文大系》等多种。
1981年，鲁迅百年诞辰，林非被提名为纪念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主持这次规模空前的纪念活动中的学术讨论会。1982年，老作家沙汀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和兼任的鲁迅研究室主任之后，林非被任命为鲁研室主任。1984年，他被分别选举为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1985年，晋升为研究员。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继李何林、王瑶、唐弢等前辈之后，第一位担当此任的中年知识分子。
林非在鲁迅研究和散文理论研究领域早已结出丰硕成果，他的名字不仅为国内，也为美国、日本、韩国等不少国家的学界所熟知。近些年来，他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散文创作，《普陀山纪行》、《从乾陵到茂陵》、《离别》、《浩气长存》、《话说知音》、《论老年》……他的许多散文篇章蜚声文坛、脍炙人口，其中，《话说知音》还曾被选为高考作文题目。林非，这个从长江岸边小镇走出的敏感、执著而叛逆的孩子，他没有服从父亲为他选择的从商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和奋斗，终于成为著名学者和作家。
写林非，就不能不提他的夫人肖凤女士。这不仅在于肖凤也是著名作家，在文学事业上她与丈夫比肩发展，是人们熟知的文坛伉俪；也不仅在于他们夫妇几十年相亲相爱相敬，堪称“模范夫妻”的典范；还在于，从我走进他们家的第一天起，肖凤便也成为了我的老师，像林非先生一样，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她的精神营养也始终惠泽于我。
肖凤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就离开那里到大学任教。现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二十多年前，肖凤也不甘丈夫之后，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写出了《萧红传》、《庐隐传》、《冰心传》，以教授的身份登上了作家的殿堂，成为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
说起肖凤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还有一段难忘的故事。这要从她的童年说起。
肖凤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几代都是读书人，她在书香的浸润中长大，养成了清高、好学的品质。但她又是不幸的。从懂事起，她就没见过生母，直到半个世纪后，才见到了生活在海峡那一边的母亲，才平生第一次叫出“妈妈”。11岁以前是祖母呵护、疼爱她，祖母像老鸡护小鸡一样保护着自己的孙女，使她免遭伤害。她11岁那年，祖母去世了。失去祖母，小肖凤也就失去了世上惟一疼爱她的人。接踵而至的是继母的冷眼、父亲无能为力的躲避。从此，她的生命进入了寒冷的冬季，她也因此变得更自尊，更敏感，更要强。
与少年林非相似的是，肖凤初中毕业后，继母阻止她继续上学。继母要让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担起家务，照看她的一帮儿女。孤立无援中，肖凤只能以自己稚嫩的肩膀抗争：“我不再需要你们供养。我一定要上学”从京城有名的黄城根小学，到京城最好的师大女附中，肖凤永远是全年级第一名自强的肖凤从此住进了学校，就连假期也不回家。为了寻找慰藉，她开始钻入文学书籍中，在这里，她享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欢乐。有一天，她读到俄国作家乌斯宾斯基书中的一句话：“文学是属于弱者的”，一下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肖凤大学毕业后被选拔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那可是万里挑一的！肖凤的条件得天独厚：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有一副好嗓子，既有女性的特质，又富有磁性；还有很高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学修养，能深刻理解各类稿件。
但是，肖凤很快离开了这个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岗位。她爱着她的文学，她想着“文学是属于弱者的”，她要到文学中去倾诉，去流连，去发现。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播音艺术家，却多了一个作家。
林非与肖凤已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变化的是他们的头发、面庞和体态，不变的是他们令人羡慕的夫妻情！
他们相识之初，正是“阶级斗争”甚嚣尘上之时，曾有“好心”人对肖凤说：“林非的经历很复杂，你应该慎重考虑。”但肖凤不以为然，她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义无返顾地和林非走到同一个屋檐下。
多少年来，我每次到他们家，看到林非先生看妻子的眼神，总是充满怜爱的。他们年轻时如此，步入老年后仍然如此。而肖凤看丈夫，除了有一种爱意，还有敬重。每一次都引起我的感慨。林非肖凤夫妇在事业上的相互帮助、鼓励就不必说了，他们在生活上的相互体贴也是细致入微。肖凤有课时，林非总是再三嘱咐“多喝水”。而这时林非一般就不接待客人了，为的是让妻子早早休息。肖凤对丈夫的关心同样让人感动。一般杂事她从来不让丈夫出面，自己尽管是大学教授，但更是家庭主妇，“理所当然”地由她来承担。林非“文革”中在干校劳动时落下了严重的腰疾，犯病时不能动，只能平卧。肖凤对丈夫精心照料，到处求医问药。林非先生至今已经几年没犯病了，这不能不说有妻子一份功劳。
他们各自有许多朋友和学生，也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到后来，他们各自的不少朋友都成了共同的朋友。前些年，每有客人来访，一般都是夫妇双双下厨，但“粗活”由妻子来干，“技术活”由林非来承担。那种亲切，那种温馨，那种优雅真令人感动他们渐渐老了，众多朋友来访，再下厨已感体力不支。这些年，已改到餐馆。而每每总是先生点菜，夫人“买单”，好一幅“夫唱妇随”的图景！
林非肖凤夫妇身上共有的高尚、善良、真诚、热情，多少年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交融成一个“典范”。
林非先生家常常是高朋满座，有学者，有作家，有编辑，也有很多慕名而来的普通读者。无论什么人，他从来都是热情招待。我在他家见到的让我至今无法忘记的是鲍昌先生。
那是“文革”后不久的一天。只见一位身着一身洗得已经有些发白的蓝的卡中山装的中年人坐在沙发上与林非交谈。这位中年人的眼睛炯炯有神，但仔细观察又有一丝忧郁的神情。几杯酒下肚，我冒昧地称颂起这位客人来：“您看起来真精明干练！”没想到他回答的竟是“我哪里有什么精明干练！”他说话时的表情满含着无奈与苦涩。随后，这位客人不断地举杯敬林非先生，并一连说了几遍“谢谢林非兄”。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客人就是曾担任中国作协领导工作、大名鼎鼎的鲍昌。当时他还在天津工作，他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此次是有事相求林非，而林非也帮助他圆满解决了。帮助了也就帮助了，从此林非先生再没主动找过鲍昌。
林非先生对他的研究生除了在学术上悉心指教外，在生活上也格外关心。弟子们每每来看望他和师母，他从来不让他们破费，总是自掏腰包与弟子们其乐融融地美餐一顿。对外国留学生也同样如此。
他是名家，请他作序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地，有知名的，有无名的，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他从不拒绝。他总是先认真地读作品，再写出意见中肯、文采斐然的序言。
十几年前，有一个远在吉林小煤场工作的青年工人慕名给他来信，通过信函对他进行采访。粗糙的信函，歪歪扭扭的字迹，对这种“采访”许多人可能早已弃置一边。但林非不。他不仅按“要求”认真回函，还热情地为那个远在几千里外素不相识的青年工人介绍了不少名家。正是在林非的帮助、鼓励下，那位青年人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许多报刊发表了近百篇“名人专访”，他也因此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名人”。更令人感动的是，几年以后，当他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居然向从未谋面的林非先生借贷。而林非先生也毫不犹豫地寄出了他急需的钱。
还有一位年轻人，曾是中南海警卫战士，他的家在农村，只有初中文化，但是他爱读书，尤其喜欢鲁迅。十多年前，他找到林非家，登门拜访，林非热情接待了他。从此频繁交往，林非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和鼓励。现在，这个年轻人已发表了几十万字的多种文体的文章，并且已出书。他复员后，凭借多年磨炼出的文字能力，已成为京城某大刊物合格的编辑。我们很熟，他多次在我面前流露出对林先生的感激和爱戴之情。
对生者，林非先生总是满腔热情；对逝者，他长相回忆。无名的、外国的不提了。有名的，如赵树理、吴伯箫、萧军、陈荒煤、秦牧、方令孺、刘大杰、吴世昌、陈翔鹤……多少人出现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字里行间充溢着感情。即使是片断，即使是侧面，只要给他留下美好的东西，他都会留存在记忆里。
最后再说一件事。十几年前，中国散文学会曾主办过一本刊物《散文世界》，林非任主编。当时，不仅经费紧张，连办公地点都没有。林非索性带着一帮年轻人在他家编刊，还要管饭。对于不多的编辑费他不多拿一分，总是和大家平均分配。更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他一再叮嘱大家，对于无名作者的稿件千万不能随意处置，更应认真审读。他们很不容易，尤其农村作者。只要够发表水平，一定要用。只可惜，这本历经曲折的刊物只存在了短短几年，否则一定会培养出一批散文新人。
二十几年来，作为林非先生一个由普通工人开始的朋友，我不仅亲身领受了他的教诲和帮助，体味到绵延不断的深深友情，同时也看到了他的追求和奋斗，人生和事业。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位值得人们敬重、爱戴和称颂的人。文/李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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