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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之死及其余波

关键词： 吴宓                                          

一1974年吴宓的堂妹吴须曼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去看望他，多年不曾见面的兄妹相见泣不成声。此时吴宓生活艰难到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吴须曼见到他的宿舍的窗户用木板封死以防止晚上有流氓破窗而入，昏暗的屋内只有两三套衣服和单薄的被褥，当时稀缺的布证和棉花证吴宓一样都没有，惟一珍贵的财产就是他放满书架、柜子和桌子上的中外书籍。在吴宓身穿的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吴须曼惊讶地发现缝补的地方竟然多达36处。吴须曼回到陕西泾阳后立刻赶制了棉衣、棉裤、被子和毛衣等寄给吴宓。
　　1975年夏天，吴须曼又去看望吴宓，发现他腿有残疾已经到行走十分不便的地步，而且一只眼睛因患白内障也已失明，生活相比上一次更加的艰难。此时的吴宓虽然已经恢复了工资，但由于他的忠厚与善良，大部分工资被人骗走，更令其伤心的是他所珍藏的《吴宓诗集》被偷走了26本，还有他在“文革”中被抄走的书也被骗用自己的工资去赎买。吴须曼劝说吴宓回陕西家乡，但吴宓坚决不同意。之后，在获得吴宓回西安的决定后，吴须曼再度来到重庆，可到了重庆才发现他又反悔了，反悔的原因是因为他被人捉弄，有人恶作剧式地告诫吴宓：“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到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吴须曼流泪劝说无效，几位与吴宓熟悉的教授劝说也不管用。
　　到了1976年的冬天，吴宓来信说他已经卧病在床很久了。吴须曼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接回陕西家乡，此时的吴宓仍然还没有摘除“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一次吴宓终于同意一起回到故乡，吴须曼发电报叫她的两个孩子一起来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来接吴宓回去。1976年的吴宓生活艰难到几近潦倒的地步，根本没有任何积蓄和财产，吴须曼在他的枕头底下只发现了七分钱的硬币。无奈只好预支了工资来买车票。1977年1月7日，吴宓和他的堂妹带着仅有的一个破箱子，箱子里装着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还有残缺不全的一些文稿。那一天的天气寒冷，吴宓坐在棉被围裹的木箱上，长期卧病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使他对于这个新换的环境十分不适应，因而在车上他不停地诉说：“须妹你告诉他们把车停下。”此时火车恰好过站停车，吴须曼说：“告诉他们把车停下了。”他说，“很好。”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1月8日夜11时吴宓回到了故乡，此刻亲人们正抬着一副担架在西安火车站等待着他的归来。
　　回到故乡的吴宓立刻被送往西安市第四医院吴须曼二女儿的宿舍准备对他的眼睛做手术，但由于吴宓此时的身体非常虚弱，加上他也不够配合，医院决定推延手术。在西安修养几日后，吴宓被专车送回了他的家乡泾阳县，暂时居住在吴须曼工作的泾阳县面粉厂的宿舍里。吴宓的归来得到了他的亲人和一些领导的关心照顾。之后，吴须曼为吴宓租了一家民房用来居住，而他的生活起居得完全依靠这位堂妹。然而经历过多年风雨的吴宓显然在精神上有了严重的创伤，每次在吃饭时他总要问：“还要请示吗？”此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距“文革”结束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吴宓病情有所好转，有时他也能被人扶着出来在院子里活动一下。兴致好的时候他还会随口念叨一些诗文，偶尔还写点日记。吴须曼的小女儿待业在家中，常常来照顾吴宓。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吴宓会很高兴地将自己早年游学的趣闻讲给这位晚辈并且还辅导这位小侄女复习功课。一次他在闲谈中得知学校里还没有开设英语课，他立刻就问，“那为什么？”吴须曼回答说，“因为没有外语教师。”“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说这话的时候他还重病在身，腿有残疾，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这以后不久，吴宓的另一只眼睛也逐渐地看不见了。
　　1978年1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为减少，第二天只能喝一点牛奶。情急之下吴宓被送往当地的解放军513医院进行治疗，16日病情出现危机，17日凌晨3时吴宓在故乡离开了这个让他一生备受荣耀与艰难的世界，享年84岁。
　　二不久前读赵毅衡先生的著作《豌豆三笑》，其中有一篇文章系悼念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学者的吴方。赵毅衡在文章中提到吴方的一个观点，我在心里很是赞同，“我同意吴方的一个观点：弄文学艺术，不管是理论还是创作，不能太聪明，得有点儿傻气。这个世界各行各业都需要聪明人物，要把文学做到‘人生不易到达’的境界，聪明却是很碍事的。”在深深受教于这一句话的时候，文章中的另一句话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妨抄录在这里：“一辈子不走运的吴宓，把我们首次见面的窘迫给救了。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每次想起吴方，就想起吴宓———耿直的北方汉子，黧黑的面目不像知识分子，却是做学问也像耕田一样执着。决不跟着时风转，错也错出个名堂。不巧的是，吴宓也是自杀身死。”吴方因患癌症到晚期，为了不给家人造成太多的负担而最终选择了悬梁弃世，这一人生结局给这个一生充满坎坷的学者又增添了悲凉，那他做学问的精神与吴宓进行比较倒是比较恰切，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学问上都算做是“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将吴宓的死说成是自杀来进行强行的比附显然是大谬，不知赵毅蘅先生是否故意如此为文？
　　查王泉根先生的《吴宓先生年表》所记1978年吴宓之死，“1月14日病危，送当地驻军513医院抢救。1月17日凌晨3时，在泾阳与世长辞。”在张弘先生的《吴宓生平大事年表》中也这样写到，“1月17日，病逝于泾阳。”由此可见，吴宓是在1978年1月因为生病最后住院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不过吴宓究竟患何病致死却不得而知。1987年4月17日吴须曼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先兄吴宓教授》，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吴宓去世前前后后的经过，读这些质朴的文字真是催人泪下，感叹一代著名学者晚景的凄凉以及个性风骨的执拗与胸怀的宽阔，作为吴宓晚年始终陪伴身边的惟一的亲人，她的记忆应该是可信的。
　　我在查阅关于吴宓的资料时发现，1997年3月的《鲁迅研究月刊》曾刊出过一篇四川作者张致强的文章《吴宓暮年点滴事———吴宓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祭》，文中称自己曾与吴宓有过密切来往。文中的一节《吴宓饿死家乡》中说吴宓被他的一位亲属接回陕西是因为这位亲属贪念其是全国名教授，一定有很多积蓄，等到吴宓回到家乡后便逼迫其掏钱，但由于吴宓根本拿不出钱来，这位亲属就将其放在离家很远的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每个星期只给送一袋窝窝头和一瓶开水来折磨其将钱交出来，“1977年冬天，大雪飘飘，邻近的好心人们诧异：这个老头儿怎么快一个星期都没有出来呢？大家推开门看，吴宓已死多日了！他身边的那袋窝窝头没有动过。”这位作者在文章的末尾还悲天悯人地感叹道：“吴宓没有死于‘四人帮’之摧残，竟然饿死于亲属之手，这是多大的悲哀！可怜卑劣的国民性啊！”真不知道这位作者怎会将吴宓之死描绘得如此细致生动？他所讲到的这位亲属应该是吴宓的堂妹吴须曼，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刊出了由吴须曼写于1997年7月10日的文章《先兄吴宓之死———驳<吴宓暮年点滴事>》，对张文中许多不实之处逐一进行了批驳，同时《鲁迅研究月刊》也配发了编者按语，“本刊今年3月号刊出四川作者张致强《吴宓暮年点滴事》一文，对于吴宓的死因作了严重失实的报道，给吴宓的亲属———特别是当年受全家重托冒着风险伴随吴宓走完人生最后历程的吴须曼女士造成了心灵伤害。对此，谨向吴女士表示歉意。今后，本刊将吸取教训，对纪实性和史料性的来稿加强审核，杜绝以讹传讹的事件发生。”在编者按中还提到关于吴宓之死的消息来源于一位巴蜀书社的编辑周锡光。1997年8月下旬，吴须曼又写了一篇长文《吴宓回陕前后》，可看作是《回忆先兄吴宓教授》一文的补充，在文章中首次提到了吴宓1978年1月16日在513医院被医生诊断为“双侧颈内动脉血栓形成，呼吸循环衰竭”，吴宓之死的具体时间为1978年1月17日凌晨3时。 朱航满

【作者: laoyija】【访问统计:】【2006年09月22日 星期五 21:10】【注册】【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