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日子
1967年至1970年三年多时间,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在中南海甲楼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现在回忆的这段往事,既记录了我个人经历中难忘的一节,也反映了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史中客观存在的一页。尽管这一页是在我国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写成的,而且本篇的具体内容又只是一位基层办事人员的所见所闻。但惟其如此,望能补缀正史之遗珍。
196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办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和我同去的还有警卫二处的江涛同志。杨德中同志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担负这项重要任务的是中央文革理论组,他们在中南海甲楼办公。中办要求我们选调几个有一定理论水平、有较高文字能力的同志参加这项工作。他们认为,我们单位的人政治上可靠,出入中南海方便,有利于工作。现在大家的工作都很忙,局里研究决定,抽调你们两个人参加。希望你们不要辜负领导的期望,认真做好工作,圆满完成组织上交给你们的任务。
在去甲楼报到之前,中办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在丙楼一层东南角他的办公室里召见了我们,被召见的还有原中办秘书室(即后来的信访局)的老杨和小于。王良恩同志说,编辑出版“毛选”五卷,是全党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领导选派你们参加这项工作,是对你们的极大信任。甲楼的工作人员来自不同的地方和单位,你们到了那里,要发扬中办机关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把工作做好。
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这对我来说确实出乎意料。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是受领这项任务之后,我的心里很矛盾,可以说是一喜一惧。喜的是领导信任,这么重要的政治任务,让一个20多岁的青年参与其间,说明他的才学得到了认可;而且在参与这项工作中,他肯定又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惧的是那是什么地方?“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全国政治动乱的策源地和核心。自从去年“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以来,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毛泽东的纵容、支持和默许下,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搅乱了全国,搅乱了北京,搅乱了中南海。当时,正值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之际,他们怂恿北京甚至全国的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指使中南海内的一些人批斗、围攻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受到株连,有的被下放基层,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监禁入狱,有的甚至非正常死亡。机关内部,有的领导同志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斗,普通工作人员中也不时“揪出”一些“反革命”和“阶级异己分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也说不定什么时候,被扣上一顶“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导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这对于一出校门即圈入红墙、社会经验极其贫乏的我来说,真是戒慎恐惧,如临深渊。这种心态和感受,只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且身处其境的人,才能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在当时情况下,拒绝是不可能的,服从分配是天经地义的。后来也想开了:现在,全国各地,凡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地方,哪里不处在混沌的动乱之中?多少正派、清白、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劫难逃!但我坚信,本单位的领导和群众对自己还是了解的。“身正不怕影子斜”,“肚里没病死不了人”。有这两条古训撑着就足够了。至于其他,管不了那么多。“洪洞县里无好人”的现象应该终究是暂时的。
1967年7月28日,我就是揣着这样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踏进中南海甲楼的。
甲楼是建国初期中南海内建造的一组楼房中的一栋。上个世纪50年代,刘少奇同志曾经在这里居住,后来迁到福禄居。60年代居仁堂拆除以后,中央有关人员曾搬到这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一些机关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小组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办事组等设在钓鱼台等地,理论组设在中南海甲楼,占据了一层所有的房间。
甲楼与朱德委员长居住的乙楼是姐妹楼,它们之间还有丙楼、丁楼。这里距中南海西门不远,西边隔墙是府右街,北面是西楼会议室,东面有小角门与字廊相通。我去甲楼上班的时候,正值毛主席去外地视察,全国到处发生武斗,北京的乱象也到了极点。“揪刘火线”在府右街安营扎寨,数不清的“革命组织”像占据自由市场一样在大街两边摆开自己的摊位,不断公布最新的“战报”和消息。以绝食的极端方式与“最大的走资派”“血战到底”的“革命小将们”,常常昏厥送医,不管白天晚上,救护车在中南海周围不时呼啸而过。“阵地”上的高音喇叭一天24小时对着中南海叫骂。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和秩序,本来就已经很不正常,这时更受到严重的干扰。为阻止红卫兵冲击,中南海西门一度关闭,周总理亲赴现场做工作,致使鼻子出血,心脏病发作。乙楼及周围墙上张贴的诬蔑朱老总的大标语,虽然已被撕毁,但笔墨狼藉,字迹可辨。德高望重的委员长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晨练、散步。据说,前几天有人在西楼会议室批斗过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有一次,我晚饭后经过字廊,正巧遇到一伙人批斗新任的中央常委陶铸。他们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稍有闪失就讽刺、挖苦,训斥他:“你这个中宣部长是怎么当的!”当时,在丙楼办公的中央专案组有不少军人,在丁楼办公的信访局借调了一些部队的同志,会议室服务处的同志新穿上军装,乙楼原来就有警卫哨兵,加上甲楼我们这些人,白天晚上在各楼里出出进进,整个西大院好像一座兵营。
当时的理论组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当时简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部)的研究人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有干部也有战士。负责人是学部的杨永志和中办秘书局档案处的钟仲。他们此前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出版刘少奇的著作和言论,供批判使用;编辑发放范围很小的内部刊物《大批判》。我们到来不久,他们编印的灰色封面多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出版,存放在甲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里。大概是基于工农兵占领理论上层建筑领域的指导思想,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所以部队的同志大多来自基层,待人诚恳,作风朴实,但文化程度较低,文字能力不高,在工作中困难不少,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我听说,在整理刘少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时,需要增添一些标点符号,以便文通字顺,较好地表达原意。但是,一位参加这项工作的战士想不通。那时,毛主席名字的前面有林彪加的“四个伟大”,而刘少奇名字前面却有“四人帮”加给的“叛徒、内奸、工贼”三个污蔑不实之词。本来是亲密战友的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在大多数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个战士认为,毛主席的讲话有标点符号,如果刘少奇的讲话也加上标点符号,这样他(刘少奇)和毛主席就同样待遇了,这不就抬高他了吗?
我们来到甲楼的第十天,8月7日,王力发表了后来被人称为“王八七”的讲话,王力、关锋倒台。几天后,学部的同志撤出,回单位参加“运动”。不久以后,戚本禹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央文革的下设机构撤消。后来,中办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老杨和小于机关参加学习。在此之前,一位据说是高干子弟的北京军区的同志,也撤回部队。到1967年的秋后,甲楼里只剩下钟仲、江涛、我,以及部队的三位同志。
政治形势暂趋平稳,工作人员相对固定以后,根据领导的指示,我和部队的一位同志到永福堂接管了田家英同志那里的材料。此前,这些材料由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张纯同志暂时看管。它们大体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有关资料,其中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样本;第二部分是书籍和杂志,这是大量的,大部分是社会上一般图书馆借不到的图书和解放前后的杂志,有些是毛主席阅读过的;第三部分是田家英同志私人的文化用品,如字画、印章、书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从永福堂搬来以后,保存在甲楼西南角一间大屋子里。后来,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历史学家吕振羽被抄家,他的藏书(大多是线装历史书)也被人送入甲楼,存放在西北角的大会议室里。在进入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接管了毛主席1949年10月1日以后至1962年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在中央警卫团某区队的押送下运入中南海,放置在甲楼南面中间的屋子里。编辑“毛选”五卷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甲楼的组织改称“材料组”。我的主要任务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原始记录稿,看管有关的图书资料;联系秘书局印刷厂和收发室,印制文稿,收发信件。
不久,中央开始着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选编工作。地点在怀仁堂。参加者以周恩来总理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政治局委员。这件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康生在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过工作人员。每天晚上,这些人在怀仁堂阅读我们提供的毛主席的手稿和讲话,然后决定哪些文章入选,哪些文章不入选。每次会议的情况,都反映在一个名为《天天读》的简报上。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选编工作就停止了。
1968年春天,中南海各单位响应毛主席“种花没有用,种菜可以吃”的“庭院革命化”号召,挖掉花草,在花圃和草坪上大种蔬菜瓜豆。我们这些无事可干的人有事干了。来自基层部队的同志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们不怕苦、不怕累、脏活重活抢着干,赢得了周围群众的赞许。我们种的蔬菜也获得了大丰收。
工作停顿了,何时恢复没有期限。后来,基层部队的同志回原单位了,江涛回警卫二处上班了,很多时候,钟仲因为秘书局有事也不到材料组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甲楼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工作,也只剩下保管文书档案这一项。
远离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其他事务的纠缠,身边又有那么珍贵、丰富的档案、资料和图书,这对于我这个嗜读如命的书呆子来说,正是大快朵颐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此期间,我结识了几位首长处工作人员,除去和他们一起晚饭后打球,节假日郊游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翻看档案资料,阅读图书杂志。在这里,有必要交待几句我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当时甲楼存放档案的地方,不是库房,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这里没有防虫、防潮、保持衡温的设施,也没有空调、电扇,只有一支温度计和湿度计;没有防护工具,文件装在书套里,书套放在铁柜里,铁柜放在地板上。为了防潮,需要多开门窗,但要防止虫子进入;为了防霉,需要多开书套,翻晾文件,但要严防磨损。这样一种近于原始的工作方法,使我有机会反复接触毛主席这一时期的文稿原件。我还浏览了一遍刘少奇言论集,翻阅了我所保管的大部分图书杂志,不少是过去没有读过的。如康生批注的《金瓶梅词话》、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和她的情人》等。在普通书籍里,我发现了毛主席亲笔修改的《评“白皮书”》等小册子。在“文革”前的杂志上,我了解到当时红极一时的所谓“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原来是农民的儿子。通过学习,我对毛主席更加崇敬,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文化知识得到充实,思想也渐趋成熟。
1968年冬天,“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群众受到迫害,我在农村的亲属也无端遭到诬陷。我当即向上级写信,如实报告了情况,请领导考虑“我继续留在甲楼工作是否合适,我不愿因为我的家庭问题给党的事业造成任何损失”。同时,为了防止意外,我在甲楼后面的菜地里挖了一个大坑,用了三四个晚上,把自己写了十几年的日记、搜集的资料、草拟的文章,除已经发表的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各留一份作纪念以外,分批统统烧掉。报告送上以后,单位派人进行了调查,汪东兴、张耀祠同志作了批示,杨德中同志找我谈话,让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安心工作。
1969年五六月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带着六个人入住丙楼二层东侧的几个房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又一次启动起来。这六个人来自两个单位:三个是中央党校的,三个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后来有一人退出)。据说,这次的计划是“十一”前夕要公开出版发行,为国庆20周年献礼。那时的工作程序大体是这样的:我将手稿(如果来得及,即誉写为抄件)或原始记录稿送印刷厂排印成草稿,送丙楼;丙楼工作人员先按照个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体讨论通过;修改时一律使用铅笔,这样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的原貌;然后将修改稿分抄一式数份,分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有关政治局委员;这些领导修改后退还丙楼;丙楼再综合他们的意见,形成一个初稿;再送印刷厂排印。我一个人,即要保管档案,又要联系印刷厂送取文稿,还要在丙楼和收发室之间传递信件,虽然有时钟仲也来帮忙,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当时,我的妻子怀孕,因为我日夜无暇,她只好在外地生产。我第一次见到儿子时他已经半岁了。这样忙到9月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送审本出来了,钟仲和我还到人民出版社联系出版发行事宜。但是,事到临头,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据说,毛主席不同意。
在这次参与“毛选”五卷的选编工作中,我感触最深的有四件事:
一、周总理怒斥“反历史主义”。毛主席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其中曾经几次提到刘少奇同志。在原始记录稿中,凡是提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后面都有“同志”二字。丙楼发出的修改稿,把“同志”二字统统删掉了。周总理把修改稿退回来,在第一次出现刘少奇名字的地方,眉批“这是反历史主义的”,并把所有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画上恢复号。眉批和恢复号也都使用铅笔,黑黑的笔迹深深地嵌在纸里,还有折断笔芯的痕迹,可以说是力透纸背。由此可见周总理对当时“反历史主义”现象的厌恶与痛绝。正当李鑫他们接到总理的修改稿表情沮丧、不知所措的时候,总理又把稿子要了回去。当再一次拿到总理的修改稿时,“这是反历史主义的”眉批用橡皮擦掉了,刘少奇名字后面的“同志”二字,只有在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保留下来,其余的也都不要了。总理的两次改稿,给我很大的教育和启迪:在当时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情况下,既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尽量保护好人,又要使别有用心的人找不到伤害自己的借口,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机智的灵活性。
二、陈伯达想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有关决议编入选集。这个决议是陈伯达起草的,原稿是他亲自用钢笔以工整的行楷字体抄写的,看来确实下过一番功夫。这次选编工作开始以后,陈把这个决议的所有材料,从草稿到定稿,都调出来反复研读,并供有关人员阅酌。但最后还是没有入选。落选原因,我想,一是因为此文虽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决议,毛主席也进行过修改,但毕竟不是毛主席的原著;二是选集中此类文章不少,内容重复,即使作为附录,文字也嫌太长,喧宾夺主。
三、找不到有关林彪的文章。入选五卷的文章初定以后,根据康生等人的意见,李鑫他们感到最大不满的是没有关于林彪的内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怎么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呢?这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于是他们让我在我保管的所有档案中查找有关材料。但是查来查去,只查到了一封电报:衡宝(湘南)战役之后,林彪伤病复发,毛主席让他休息养病。电报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大意是:惊悉你身体有病,甚为惦念,望好生养护。如此而已。这封电报,确实表达了毛主席对林彪的关怀,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也说明了这位林副主席从1950年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工作。这样的电报选入选集,一是三言五句不成文章,二是产生的效果可能有违选编者的初衷。所以,最后只好作罢。
四、选集中对历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贬,决定于选编者的取舍之间。毛主席的讲话有的篇幅较长,有时为了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他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地阐述。但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选编人员往往根据某个领导的意见,有倾向地予以取舍,这必然会歪曲事实,片面地误导读者。当时初定的“毛选”五卷送审本的文章中,有两个现象:一是毛主席的一篇文章,在五卷中分列出几个题目,以几篇文章的面目出现;二是毛主席的几封书信或电报,以集辑“语录”的形式出现在一篇文章里。究其所以,上述理由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毛主席的一些信件,有时不是写给一个人的;对某件事情的批评或表扬,有时也提到好多参与者。在选集中,这些人的名字留谁不留谁,完全由康生等人的主观需要而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笔下去,入了毛选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贬者一定下地狱。去留之间,天壤之别。如,毛主席关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必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的指示,是他写给当时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等同志的信件,入选时去掉周恩来等人的名字。这样一来,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就成为封锁毛主席,擅自以中央名义乱发文件的罪魁祸首。
1970年夏天,李鑫带着丙楼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央开会之前,他们带着“设国家主席”和“不设国家主席”两套方案上了庐山。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会议不欢而散以后,他们悄悄地回到丙楼,有的激愤不平,有的灰头土脸。据说钟仲挨了康生严厉的批评。没几天,“学部”的同志就离开了。
工作又一次停顿下来。这年秋后,我向钟仲交代了工作,回到离别已经四年的原单位。
离开甲楼以后,有一天,负责驻地警卫的一位同志找到我。他打开一个纸包让我看:“你认识这东西吗?”我一看,是一枚印章。仔细辨认,上刻“小莽苍苍斋”五个字。我说:“认识,这是田家英的印章。”他问:“你敢肯定?没有错?”我说:“没错。我保管了三年多,不会看错的。”我看他还在犹豫,便解释说:“毛主席的诗词里不是有‘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吗?”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把这个“莽苍苍斋”印章和谭嗣同的“莽苍苍斋”拉扯在一起,免得引起政治上的是非。后来我听说,我走后不久材料组就搬离了甲楼。这颗印章是在搬家过程中弄丢的,后来在一个搬家者的手中发现。负责同志找我,是为了让我作个证明。
回到原单位以后,我回顾在甲楼三年半的生活,写了一首小诗,也算是总结:
当年也羡弄潮男,
终悟钱塘岸上观。
厌听西街声喧啸,
忍看东壁字迹残。
有功首长遭批斗,
无辜战友被囚监。
山下辨诬家逢劫,
垅头焚稿我心寒。
忘年交友寻知己,
而立得子盼接班。
典籍无恙庆完璧,
书稿多厄幸未刊。
才思窃慕田夫子,
著述当追司马迁。
久历世事解人道,
饱读群书识自然。
丹炉炼就金刚体,
翱空原是地中蚕。
作者：梁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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