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陈云等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24日，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了中央纪委成立的消息。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00名中央纪委委员名单。这是1969年党的九大党章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条款后，中央纪委又一次恢复成立。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可以追溯到1927年4月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条款，增设“审查委员会”一章，用以监督各级党部的财政、会计及各机关的工作。1933年，为了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朱德兼任中央纪委书记。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党的纪检监察机构，虽然不同时期名称不同，职责范围有所变化，但在保证和执行党的纪律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如1935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5人党务委员，较好地处理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1952年，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盗窃国家资财肆意挥霍被处决，都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文革”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到极大破坏，党规国法形同虚设。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主要机构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被污蔑为“黑公检法”，被无情砸烂。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被完全摧毁。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152名干部，有80人被诬陷为有各种政治问题，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到1969年1月，除留5人和部分办案人员外，其余全部下放到东北农村“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彻底废止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大批受迫害的同志长期申诉无门，受冤屈的干部长期得不到平反。
饱尝民主法制被践踏的严重后果，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文革”后全党的共识。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规定：为了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防止和纠正各种危害党和群众关系的现象，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受理党员的申诉和控诉，并受理党外群众对党员的控诉。
中央纪委从十一大提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成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二 www.qikan.com.cnfFi4KWILi4hAVC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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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考察中央纪委组成人选的是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1978年10月25日，中组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第一次向中央提出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对中央纪委的组成问题作了指示。中央组织部根据他们的指示，对名单进行了调整。12月2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问题第二次向中央报告。中组部上报的这份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共88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4人，常委17人，委员57人。中央组织部提出：“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要注意有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任拨乱反正的责任。”报告提出中央纪委候选人的条件应具备三条：一是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二是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三是思想作风较好，党内信得过的同志。中央组织部上报的这份名单，考虑较为周全，照顾到了方方面面。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二十几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以及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民族构成上，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藏、壮、苗、回、朝鲜、维吾尔等七个少数民族的同志。在性别上，女委员占了10人。考虑到中央纪委过去很多兼职委员由于本部门事情太多，无暇顾及考虑纪委工作，有的甚至连参加中央纪委的会议都很困难，到三中全会前，还有一批能工作而没有分配实职工作的老干部。中央组织部提供的这份名单中，中央纪委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中组部此时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是他们根据日常掌握的材料提出来的，还没有来得及征求有关部门和各地方的意见。根据中央指示，这份报告先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过目。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将这份候选人名单批交中央工作会议，请到会同志分别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第三次向中央提出报告。报告指出：“经工作会议各小组认真讨论，基本同意12月2日上报的名单，同时提出了增补和调换的意见。”经过增补和调换后的候选人名单此时已增加到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女同志增加到12人。在候选人条件上，这份报告在表述上也较12月2日的报告更加全面。除重复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外，还强调“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中央政治局在对候选人名单又作了调整后，才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和选举。此时，候选人又增加了一人，一共100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22日晚，100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聚集了许多德高望重、功彪青史的老一辈革命家。第一书记陈云，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八大中央委员，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常务书记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第一副书记王鹤寿，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检工作经验，“文革”前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副书记中，还有党的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初期即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1925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中共中央妇委第三书记的章蕴，参加过秋收起义、建国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启龙，等等。这么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出生入死、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考验的老同志进入中央纪委领导层，这在党的纪律检查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人引人注目。如帅孟奇，“文革”前即为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为止，被中央专案一办定为“叛徒”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这批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央纪委委员，都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www.qikan.com.cnfFi4KWILi4hAVC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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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www.qikan.com.cnfaVDL7YML435hk6y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的党性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的情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成为陈云这一时期严肃党纪的一篇杰作。 y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但仍关心党的纪律检查工作。1951年4月，他出席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并作报告。1952年4月3日，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向陈云建议加强各级监察机关的领导，并在业务管理部门和国营企业部门建立监察工作，以巩固“三反”成果。陈云在建议信上批示：“赞成这个办法，所需干部应在业务部门抽调一些，由地方党委派入一些。”
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在历史转折关头多次仗义执言，护卫他人的政治生命。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云率先公开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揭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会议将主要讨论经济和农业问题，陈云率先提出，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他提出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问题，陶铸、王鹤寿不是叛徒，彭德怀骨灰应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六条意见，条条直指“文革”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要害。他的这个发言，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左”的错误开的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了先河。
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就有代表提议陈云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副主席，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1978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着重谈了中央对人事问题的意见。他说：“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关于谁上的问题，邓小平说：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加什么人呢？他说：“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邓颖超），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王震），也够格。”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对中央纪委的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 www.qikan.com.cnfaVDL7YML435hk6y
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过陈云意见，并根据陈云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立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任何干部兼职过多。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在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名单中，还有几个当时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青年干部，他们都是“文革”中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勇士。这是按照陈云的要求精心挑选的。有意思的是，这些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同志，事先根本不知道任何消息。
时年46岁的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她在“文革”中与“四人帮”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党羽坚决斗争，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9月17日，《人民日报》以《坚强的党性，顽强的斗争》为题，报道过她的先进事迹。1979年1月1日，正在沈阳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刘丽英，突然接到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她第二天就出院了。出院当天，就与辽宁省另一位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省委副书记徐少甫坐火车赴北京参加会议。时年49岁的汪文风，是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当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纪委委员名单时，他和二外院党委书记毫不知情。直到中央纪委开会的通知发到了他的手中，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汪文风才相信自己确实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他当时对中央纪委的职能不太了解，只知道中央纪委是处理犯了错误的干部的。他拿着会议通知，怀着忐忑的心情，乘公共汽车去京西宾馆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 www.qikan.com.cnfaVDL7YML435hk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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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100名中央纪委委员，97名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拟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和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黄克诚在讲话中指出，在纪委工作的干部，除了毛主席讲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还要不怕撕破脸皮，不怕打黑枪。胡耀邦传达完三中全会精神后，对当选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介绍。介绍到刘丽英时，胡耀邦说：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在“文革”当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和“四人帮”作斗争非常坚决。介绍到汪文风时，胡耀邦把汪文风的姓还叫错了，叫成了江文风。邓颖超纠正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坚持说：“是江文风。”邓颖超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
刚刚成立的中央纪委，既要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案件，又需要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进行清理，同时，大量的冤假错案要平反昭雪，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党内党外对中央纪委的期望很高，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的来信像雪片似地飞来，公安部门转来的信件则是用麻袋装运。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从25日开始，中央纪委就陆续收到群众来信。截至197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收到写给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等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的控诉信、申诉信或者建议信件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长达几百页。有人回忆说，当时的情景，真可谓是积案如山，积信如山，忙得喘不过气来。
当时，中央纪委办理信访的机构尚未建立，经与中组部协商，从1979年1月12日起，暂由中组部办公厅信访处指定几名同志和中央纪委两位同志负责专门办理写给中央纪委的来信。当时因为人手紧，加班加点看信都看不过来，无法普遍开展正式办理信件的工作，只能分别给来信人复个信，并处理一些重要信件。
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加快了选人调人的工作。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还在进行中，中央纪委就着手选人调人。中央纪委对调入干部的条件要求非常严格。陈云指示，要“精选干部、严格审查、宁缺勿滥”。黄克诚指示，调入中央纪委的干部由王鹤寿审定与签发才能送中组部办理手续。王鹤寿肩负工作重托，面临着边抽调人员、边组建班子、边开展工作的局面。他与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会同中央组织部开始选调中央纪委的工作干部。从1979年1月份开始，从中央机关80多个部、委、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机关及北京市机关推荐的干部名单中选借、选调。一些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的委员也被要求留在中央纪委工作。会议期间，刘丽英和汪文风被要求留在中央纪委工作。最初他们都有顾虑，经过中央纪委领导做工作，最后他们都服从党组织决定，留在中央纪委做了专职委员。
1月26日，中央纪委通过了《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根据规定，中央纪委当时设置了办公厅、研究室、纪律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来信来访室几个办事机构。《规定》同时说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其他的室或小组”。中央纪委最初设立了三个组，由王鹤寿负总责。一组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顺元负责。二组负责审查江青集团罪行，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负责。三组负责审查康生、谢富治的罪行，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负责。
此时，中央纪委还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地点，中央组织部就把自己的办公楼腾出一部分，作为中央纪委的办公地点。由于中央纪委大量调人，中组部办公楼三层放不下，中央纪委的一些机构就搬到其他地方租房子办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纪委的工作起步了。
■ 张 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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