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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laoyija 笔名:laoyija 地区: 2005/10/05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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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71个做饭技巧
1、羊肉去膻味:将萝卜块和羊肉一起下锅,半小时后取出萝卜块;放几块桔子皮更佳;每公斤羊肉放绿豆5克,煮沸10分钟后,将水和绿豆一起倒出;放半包山楂片;将带壳的核桃两三个洗净打孔放入;1公斤羊肉加咖喱粉10克;1公斤羊肉加剖开的甘蔗200克;1公斤水烧开,加羊肉1公斤、醋50克,煮沸后捞出,再重新加水加调料。
2、煮牛肉:为了使牛肉炖得快,炖得烂,加一小撮茶叶(约为泡一壶茶的量,用纱布包好)同煮,肉很快就烂且味道鲜美。
3、煮骨头汤时加一小匙醋,可使骨头中的磷、钙溶解于汤中,并可保存汤中的维生素。
4、煮牛肉和其他韧、硬肉类以及野味禽类时,加点醋可使其软化。
5、煮肉汤或排骨汤时,放入几块新鲜桔皮,不仅味道鲜美,还可减少油腻感。
6、煮咸肉:用十几个钻有许多小孔的核桃同煮,可消除臭味
7、将绿豆在铁锅中炒10分钟再煮能很快煮烂,但注意不要炒焦
8、煮蛋时水里加点醋可防蛋壳裂开,事先加点盐也可
9、煮海带时加几滴醋易烂;放几棵波菜也行
10、煮火腿之前,将火腿皮上涂些白糖,容易煮烂,味道更鲜美
11、煮水饺时,在水里放一颗大葱或在水开后加点盐,再放饺子,饺子味道鲜美不粘连;在和面时,每500克面粉加拌一个鸡蛋,饺子皮挺刮不粘连
12、煮水饺时,在锅中加少许食盐,锅开时水也不外溢
13、面条时加一小汤匙食油,面条不会沾连,并可防止面汤起泡沫、溢出锅外
14、煮面条时,在锅中加少许食盐,煮出的面条不易烂糊
15、熬粥或煮豆时不要放碱,否则会破坏米、豆中的营养物质
16、用开水煮新笋容易熟,且松脆可口;要使笋煮后不缩小,可加几片薄荷叶或盐
17、猪肚煮熟后,切成长块,放在碗内加一些鲜汤再蒸一会儿,猪肚便会加厚一倍
18、煮猪肚时,千万不能先放盐,等煮熟后吃时再放盐,否则猪肚会缩得象牛筋一样硬
19、炖肉时,在锅里加上几块桔皮,可除异味和油腻并增加汤的鲜味
20、炖鸡:洗净切块,倒入热油锅内翻炒,待水分炒干时,倒入适量香醋,再迅速翻炒,至鸡块发出劈劈啪啪的爆响声时,立即加热水(没过鸡块),再用旺火烧十分钟,即可放入调料,移小火上再炖20分钟,淋上香油即可出锅;应在汤炖好后,温度降至80~90摄氏度时或食用前加盐。因为鸡肉中含水分较高,炖鸡先加盐,鸡肉在盐水中浸泡,组织细胞内水分向外渗透,蛋白质产生凝固作用,使鸡肉明显收缩变紧,影响营养向汤内溶解,且煮熟后的鸡肉趋向硬、老,口感粗糙。
21、炖老鸡:在锅内加二三十颗黄豆同炖,熟得快且味道鲜;或在杀老鸡之前,先灌给鸡一汤匙食醋,然后再杀,用文火煮炖,就会煮得烂熟;或放~4枚山楂,鸡肉易烂
22、老鸡鸭用猛火煮,肉硬不好吃;如果先用凉水和少许食醋泡上2小时,再用微火炖,肉就会变得香嫩可口
23、炖老鸭:在锅里放几个田螺容易烂熟
24、烧鸭子时,把鸭子尾端两侧的臊豆去掉,味道更美
25、烧豆腐时,加少许豆腐乳或汁,味道芳香
26、红烧牛肉时,加少许雪里红,肉味鲜美
27、做红烧肉前,先用少许硼砂把肉腌一下,烧出来的肉肥而不腻,甘香可口
28、油炸食物时,锅里放少许食盐,油不会外溅
29、在春卷的拌馅中适量加些面粉,能避免炸制过程中馅内菜汁流出糊锅底的现象
30、炸土豆之前,先把切好的土豆片放在水里煮一会儿,使土豆皮的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胶质层,然后再用油炸
31、炸猪排时,在有筋的地方割2~3个切口,炸出来的猪排就不会收缩
32、将鸡肉先腌一会儿,封上护膜放入冰箱,待炸时再取出,炸出的鸡肉酥脆可口
33、煎荷包蛋时,在蛋黄即将凝固之际浇一点冷开水,会使蛋又黄又嫩
34、煎鸡蛋时,在平底锅放足油,油微热时蛋下锅,鸡蛋慢慢变熟,外观美,不粘锅
35、煎鸡蛋时,在热油中撒点面粉,蛋会煎得黄亮好看,油也不易溅出锅外
36、用羊油炒鸡蛋,味香无异味
37、炒鸡蛋时加入少量的砂糖,会使蛋白质变性的凝固温度上升,从而延缓了加热时间,加上砂糖具有保水性,因而可使蛋制品变得膨松柔软
38、炒鸡蛋时加入几滴醋,炒出的蛋松软味香
39、炒茄子时,在锅里放点醋,炒出的茄子颜色不会变黑
40、炒土豆时加醋,可避免烧焦,又可分解土豆中的毒素,并使色、味相宜
41、炒豆芽时,先加点黄油,然后再放盐,能去掉豆腥味
42、炒波菜时不宜加盖
43、炒肉片:肉切成薄片加酱油、黄油、淀粉,打入一个鸡蛋,拌匀,炒散;等肉片变色后,再加佐料稍炒几下,肉片味美、鲜嫩
44、炒牛肉丝:切好,用盐、糖、酒、生粉(或鸡蛋)拌一下,加上生油泡腌,30分钟后再炒,鲜嫩可口
45、炒肉菜时放盐过早熟得慢,宜在将熟时加盐,在出锅前再加上几滴醋,鲜嫩可口
46、肉丝切好后放在小苏打溶液里浸一下再炒,特别疏松可口不论做什么糖醋菜肴,只要按2份糖1份醋的比例调配,便可做到甜酸适度
47、炒糖醋鱼、糖醋菜帮等,应先放糖,后放盐,否则食盐的“脱水”作用会促进菜肴中蛋白质凝固而“吃”不进糖分,造成外甜里淡
48、做肉饼和肉丸子时,一公斤肉馅放2小匙盐
49、做丸子按50克肉10克淀粉的比例调制,成菜软嫩
50、做滑炒肉片或辣子肉丁,按50克肉5克淀粉的比例上浆,成菜鲜嫩味美
51、做馒头时,如果在发面里揉进一小块猪油,蒸出来的馒头不仅洁白、松软,而且味香
52、蒸馒头时掺入少许桔皮丝,可使馒头增加清香
53、蒸馒头碱放多了起黄,如在原蒸锅水里加醋2~3汤匙,再蒸10~15分钟可变白
54、将少量明矾和食盐放入清水中,把切开的生红薯浸入十几分钟,洗净后蒸煮,可防止或减轻腹胀
55、牛奶煮糊了,放点盐,冷却后味道更好
56、放有辣椒的菜太辣时或炒辣椒时加点醋,辣味大减
57、烹调时,放酱油若错倒了食醋,可撒放少许小苏打,醋味即可消除
58、菜太酸,将一只松花蛋捣烂放入
59、菜太辣,放一只鸡蛋同炒
60、菜太辣,放些醋可减低辣味
61、菜太苦,滴入少许白醋
62、汤太咸又不宜兑水时,可放几块豆腐或土豆或几片蕃茄到汤中;也可将一把米或面粉用布包起来放入汤中
63、汤太腻,将少量紫菜在火上烤一下,然后撒入汤中
64、花生米用油炸熟,盛入盘中,趁热撒上少许白酒,稍凉后再撒上少许食盐,放置几天几夜都稣脆如初
65、菜籽油有一股异味,可把油烧热后投入适量生姜、蒜、葱、丁香、陈皮同炸片刻,油即可变香
66、用菜油炸一次花生米就没有怪味了,炒出的菜肴香味可口,并可做凉拌菜
67、炸完食物后的油留下一些残渣并变得混浊,可将白萝卜切成厚圆片,用筷子把萝卜戳几个洞,放入剩油中炸,残渣会附着在萝卜片上,取出清除残渣,再反复放入锅中炸,混浊的油可变清澈
68、炒菜时应先把锅烧热,再倒入食油,然后再放菜
69、当锅内温度达到最高时加入料酒,易使酒蒸发而去除食物中的腥味
70、熬猪油:在电饭褒内放一点水或植物油,然后放入猪板油或肥肉,接通电源后,能自动将油炼好,不溅油,不糊油渣,油质清纯
71、泡菜坛中放十几粒花椒或少许麦芽糖,可防止产生白花。
瑞典的蜡烛有讲究
被饥饿催生灵感的“方便面之父”
陈诚在台湾的岁月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叫“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说的是他自己,而这个辞修,指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他出身于保定军校,后来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从一介炮兵连长成长为高级将领。到了晚年,他官至国民党的副总裁和蒋介石在台湾政权的“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谓权倾一时。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是少有的最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陈履安是陈诚的长子,今天他要回顾的,就是他的父亲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陈履安说,这是他的父亲陈诚无法推卸的一次任命,也是这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毕生最后一次指挥军事作战。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陈履安说,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
陈履安介绍当时的情况时说,台湾本来是一个相安无事的地方,父亲是来养病的。结果一到台湾,大陆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特别快。
在1948年的年底,就得到消息,要我父亲做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来电说,这是命令,你非接不可,这样我父亲在1949年的1月5日接了台湾 省主席。
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
东北之战,陈诚几乎身败名裂,可是蒋介石依旧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陈履安说,他的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在大陆时期,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门生,就是他的同乡,至少是对他绝对忠诚的人。唯有陈诚三者兼备。
除了这三个条件,陈诚还和蒋介石有着另外一层特殊的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的关系。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大溃退
早在1946年,蒋介石巡视台湾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尚未被共党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那时他尚未料想到有一天他要在台湾度过最后岁月,但是他却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蒋介石在一篇报告中说:“就算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
蒋介石如此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陈履安回忆说,那时首先要解决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问题,遵照蒋介石的建议,将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模范省”。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此时,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陈诚,正面临着抵挡不住的迁徙人潮。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
为了避免经济方面重蹈大陆时期通货膨胀的覆辙,蒋介石又命陈诚加紧改革币制,抑制通货膨胀,陈诚为此亲力亲为。两个月后,货币稳定了。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在1949年,进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来自四面八方,也来自各个系统。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履安说,父亲很清楚,这是一件犯众怒的事情。但是,这一举措最重要的效果,就是避免大陆时期国民党将领拥兵自重、各领山头的情况出现在台湾。据统计,1949年前后,国民党运送到台湾的军队超过60万,民众高达70万人。
陈履安回忆说,在父亲的晚年,他回顾起当年初到台湾的往事,总会提起他实行入台管制时的一幕情景。1949年,在台湾基隆港边,很多人的船抵达了港口,但是不能上岸,只能原船回头。这幕情景在陈诚的记忆里永难忘怀。
“陈诚伯”
1949年12月10日下午两点,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飞往台湾,由此开始了国民党政权偏安于台湾的岁月。这时,陈诚已经在台湾完成了初步的金融改革,稳住了局面,为国民党政权自大陆撤退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地。
就在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往台北之时,陈诚在台湾一项最重要的施政还在进行当中,那就是土地改革。1949年2月,在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对农民实施减租政策,用以安定农村。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地主的田地以合理补偿的方式分配到农民的手中。
台湾民间也因此对陈诚个人抱有好感,即使在陈诚离世之后,也常有农民到陈诚的墓前拜祭,把陈诚称为“陈诚伯”。
裂痕
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他就考虑好退路,一方面他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同时又把自己的长子蒋经国任命为国民党台湾党部的书记。那个时候,蒋介石通过中央银行向台湾运送黄金等重要物资都是在蒋经国的安排之下。
陈履安说,父亲早已知道,蒋介石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也早有意将继承人的重任交给蒋经国。陈诚曾经回忆说,对于那时的蒋介石而言,他只有两件最重要的心事,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
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陈诚曾和蒋经国一起负责国民党的改造。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0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
陈履安说,经国先生始终没有说跟我父亲之间有什么不愉快,我父亲从来也不提。我父亲的性格是这样,你不交给他管,他就不管,也不过问的。国民党七中全会发生过一件事情,很多在党政高层的,跟我父亲都有点关系,结果那次的中央委员,25个人改成16个人,把和我父亲有关系的人全拿下去了。我父亲也不做声,就过去了。九中全会时,有一件事就令父亲很生气了,这时他还是“行政院长”,当时他的部长是李国鼎,还有陶声洋,居然都没有做到中常委,他非常不愉快。那个时候就是经国先生在主动安排一切。我父亲一直觉得他跟经国先生好像有敌对的。但事实上,在政治上,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不离开,人家就上不来,你就变成一个目标了。哪怕经国先生不把我父亲当目标,他底下的人也会迫不及待地要推开他。
因此父亲就说要退,他不做了,辞职,蒋介石 又不让他辞。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
陈诚之死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1963年秋天,陈诚在一篇日记当中写下了他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陷入了中共军队的层层包围当中,急迫中他惊醒了;过一会儿他再度入睡,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这个梦里边,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略地。有一次他出营巡视,却被民众包围住,民众向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竟然一无所有……
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发布了陈诚病危的公告。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
陈履安说,我后来问他,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说国家搞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他留了个纸条给我,他要我写几个字——“陈死火葬,以不占地为原则”。我写了下来,给了我母亲,但是那时候的环境是不可能那样做的,所以还是找了地安葬了。
陈履安还记得,在举行父亲葬礼的那一天,前往台北市殡仪馆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在那一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俞大维原台湾“国防部长” 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辞修在衡阳街下车,我们将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啊。
称帝前的烟幕弹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客、军阀,为人狠毒和功利,从登州投军到位极人臣,再到逼清退位,以及最后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销帝制,撒手人寰,他的一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本篇撷取了冯国璋、梁启超、张一麟一一被袁世凯蒙骗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
1915年年初,日本侵略者向袁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中日关系极度紧张,袁世凯的总统变皇帝的连台大戏自不便公开表演。等到对日交涉以接受亡国条件而告一段落,袁世凯认为日本政府收了这笔厚礼,不会出头来干涉他做皇帝了,因此帝制运动旧调重弹,且有急起直追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世凯看了这段译文,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这个谣言。虽然他和进步党已被打入冷宫,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只要袁世凯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他们都愿为袁世凯继续效劳。梁启超知道由共和倒退到帝制,是逆潮流而动,必将自取灭亡。他和某些人一样,认为袁世凯不会真想做皇帝,而是想做一个皇帝化的总统。但他记起袁克定对他说的一席话,却又不能不引起疑心。原来,这年年初,他接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如时前往,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二人在座,别无其他客人,就不免感到惊疑。袁克定满面春风地迎接他说:“卓如先生,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接着,他们坐下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漫谈中外古今,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追“近来外面舆论都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梁启超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愣了一会,才结结巴巴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
梁启超对政治是很敏感的,他把袁世凯的话和复辟之谣以及袁世凯的一切措施结合起来加以观察,就肯定袁家父子正在搞帝制自为的把戏。他急忙去南京看冯国璋,想从冯国璋的口中探听北京的政情内幕。
冯国璋是应袁世凯之召前来述职的。原来,对日交涉屈服后,袁世凯打算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公开宣布划分军区以及废省改道等计划。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筹备开国大典的时候,应使将士归心,废督废省等问题还是以缓提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如果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可能引起日本误会,带来新的麻烦。”袁世凯听了这几句话,又像冷水浇背一样,于是改变计划,分批电召各省军人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冯国璋一连见袁世凯三次,袁世凯待他特别亲热,每次都同他共进午餐。冯国璋谈到外间关于帝制问题的许多推测。袁世凯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袁世凯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使冯国璋将信将疑。他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把袁世凯所讲的话照述一番,并且问张一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做袁世凯的文案,参与机密最久,跟冯国璋的私交也很深。他说:“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人想做开国元勋,鼓动老头子做皇帝,但是老头子不会这么傻。他的话是可以信得过的。”
冯国璋把以上谈话都转告了梁启超,于是两人同下结论说:“仲仁的话是信得过的,老头子不会这么傻!”
梁启超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往来,因此袁世凯、冯国璋二人的谈话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帝制之谣便又突然沉寂下来。
秘密设立筹安会
袁世凯有两个外国政治法律顾问:一个是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用以推行帝制运动的开路先锋。袁世凯为什么要搬出这两个外国宝贝来唱开台戏呢?这是因为:一个宝贝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可见中国确有取消共和之必要。一个宝贝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制的强国,日本法学博士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更可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君主立宪制的必要。1915年8月,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世凯授意叫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化的第一声。
这时,就有善观风色的政客,秘密呈请改行帝制,袁世凯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袁世凯叫杨度授意徐佛苏等先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并且网罗一批大名流参加,先为帝制运动制造舆论。袁世凯对任何重大问题,自己从不出面,叫杨度授意可以不落痕迹。袁世凯叫杨度只做幕后人,不要抛头露面。但是,杨认为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如果隐身幕后,将来做不了开国元勋,充其量不过是一名跳加官的小角色而已。
袁氏父子都想拉拢几个大名流,挂出“学术团体”的招牌,以便欺骗国人。杨度则想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为抢夺头功,立即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寿田转呈。袁世凯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长匾赐给杨度,并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但仍无叫杨度出场露面之意。
杨度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知名之士,才能使袁世凯满意。他找到了孙毓筠、胡瑛、严复、刘师培、李燮和五人。这些“知名人士”,有的是杨度的老朋友,有的是被杨度硬拉过来做他的帮手的。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都归罪到人民自己的头上。接下去援引拉丁美洲各国内战不停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政体”。于是宣言论证说:“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宣言又把笔锋一转说,他们组织这个学术团体,“以筹一国之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己见,以尽切磋之议”,希望“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同时,他们六人还联名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北京,共同研讨国体问题。但是,他们不等各省代表到来,即于8月23日在石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并自行决定以杨度为理事长。
假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
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宣告成立。冯国璋打电报问张一麟,张一麟只好承认他自己消息不灵通,事前毫无所闻。冯国璋不禁跳起脚来发火说:“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宣言发表后,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这个团体的后台老板就是袁氏父子,因此纷纷派代表到北京,并且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于是这个学术研究团体进一步成为表决国体的团体,发表了主张“君宪”的第二次宣言。这个宣言虽是满纸胡说,但在字里行间却也暴露了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对他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罪行,作了货真价实的供状。
该会原拟组织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参政院)举行变更国体的请愿,以示此举出自真正民意,但因参政院已定于1915年9月1日开会,所谓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于是他们采取了偷工减料的速成办法,指使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都由该会代为起草。1915年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的“公民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筹安会成立到组织请愿,为期不到十天,像这种高速度的“改革政治运动”,古今中外尚无其例。
馮國璋軼事二則
戴笠后代今何在
长子戴善武被枪决
戴笠死后,戴家开始破落。1949年5月,戴笠的母亲蓝月喜病亡。戴笠在1915年与原配夫人毛秀丛生有一子叫戴善武(亦名戴藏宜),外貌酷似戴笠,挂有少将军衔,任国民党保安乡自卫队主任。1941年5月20日,戴笠电令戴善武,指使特务队长徐增亮和特务蔡刚,在江山双溪口乡山沿,杀害广渡乡乡长、地下党员华春荣,犯下了严重罪行。
1949年5月,江山临近解放,戴善武见势不妙,便携妻儿匆匆南逃,想去台湾。但才逃到相邻的福建省浦城县水北乡,便被国民党水北乡公所武装残匪劫获,搜出美元、金条、美式手枪等。解放军浦城县军管会得到消息后,即派兵击败劫匪,将戴善武一行捕往浦城县城。不料,戴善武在夜间跳窗逃脱,潜回江山县。1949年9月,根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李丰平(后任浙江省省长)的指示,戴善武被依法逮捕。江山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1月在戴笠老家保安乡,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并枪决了戴善武。到此为止,戴家崩溃了,“戴公馆”也被没收。
戴笠有3个孙子2个孙女,他们分别叫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昶、戴眉曼,还有一个叫戴璐璐的孙女,在寄养时夭折了。
原来在戴善武被处决后,其妻郑锡英将女儿戴眉曼托交给戴笠家的厨师汤好珠收养,自己带着3个儿子到了娘家衢州城稍住,随后,便举家迁居上海。
1953年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派遣军统特务黄铎装扮成渔民,偷渡进入上海。当时,一些敌特分子仍潜伏在要害机关里。黄铎混进上海后,便与暗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黄顺发、陆秉章取得联系,策划接郑锡英母子去台湾。
经过一番密谋后,由陆秉章偷开公安局出口证,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偕戴以宽、戴以昶与特务黄铎一行4人,在1954年1月7日由上海乘快车到广州,然后经香港去台湾。而戴以宏则因户口被黄铎冒名顶替迁出,无法出境,被留在上海。
孙女戴眉曼
生活幸福平静
再说戴眉曼改名廖秋美,寄养在汤好珠家中,当时她才6岁。在汤好珠的抚养下,戴眉曼渐渐长大并念完小学。由于好珠的家庭生活条件较差,戴眉曼从7岁开始就学烧饭、洗衣、采猪草等家务事。小眉曼不仅人很聪慧,而且非常懂事。到12岁,她就穿上草鞋,和男孩子们一道上山砍柴,一捆一捆的柴背回家里,年年都烧不完。
汤好珠有个儿子叫廖长城,人很老实厚道。戴眉曼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学干农活。到15岁时,戴眉曼已长高了,不仅身体健壮,而且人也勤劳,各种粗细农活都能干。15岁那年,她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年就挣了2000多个工分,这在当时农村女劳力中,已称得上佼佼者了。
转眼几年过去,戴眉曼已从小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论相貌,戴眉曼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可许多小伙子都因为她的爷爷是戴笠而驻足爱门之外。
有一次,邻居大妈给她介绍了江西省上饶市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谢培流。谢的老家在离保安不远的廿八都镇,初中毕业后就到保养厂学修汽车,技术过得硬,人长得也帅,待人很厚道。他俩相亲时一见钟情,小谢还带眉曼上山采野山楂。但这时,有人劝谢培流不要自找麻烦,免得将来背“黑锅”。忠厚的谢培流没有动摇,他说:“戴笠是戴笠,他当特务,眉曼又不是特务,我为啥不娶她?凭啥要背‘黑锅’呢?”
“不要怕,党和政府不会搞株连政策。眉曼从小在贫苦农民家里长大,党是不会对她另眼相看的。只要你们双方有感情,就放心地结婚吧。”乡干部姜浩声、毛进洪非常支持他俩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戴眉曼和谢培流至今仍感激他们。
1960年10月,戴眉曼和谢培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后,小两口相亲相爱,过了几年平静幸福的生活。
“文革”开始后,戴眉曼怕受到冲击,便和丈夫商量将户口由廿八都公社迁往上饶市。
戴眉曼到江西后,曾在一家小厂工作过,后来工厂倒闭,便一直在家干家务。她生有两子一女:大儿子谢明是火车司机,二儿子谢平是个体运输户,女儿谢佳丽在一家纺织厂当统计员。
孙子戴以宏工作积极
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由上海去台湾时,留下了6岁的二儿子戴以宏,由上海市公安局潜伏特务陆秉章托人照料。陆秉章将戴以宏抚养了3年后,终因特务行径败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入狱。自然,戴以宏也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被陆秉章的妻子送进上海一家孤儿院。
算是绝处逢生。这家孤儿院是由宋庆龄资助开办的,9岁的戴以宏进院后,并未受到冷落,相反,生活条件比陆秉章家还好。住得干净、穿得暖和、玩得开心,有些食品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国际福利组织送的。戴以宏在孤儿院那几年,压根儿就没吃过苦。
戴以宏在孤儿院上完小学后,已16岁了。不久,劳动人事部门将他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中央提出青年人“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戴以宏立即响应,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头一个报名去支援农业第一线。于是,他便由合肥市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普农山分场,当上一名拖拉机手,后来又改当修理工。
“文革”中期开展“三查”活动时,戴以宏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孙子。当时,也有造反派想借此做点文章,但戴以宏反驳道:“我9岁就进孤儿院,是政府把我抚养成人的。我连戴笠面长面短都不知道!”由于戴以宏平时工作积极,也就顺利过了关。
戴以宏1976年在普农山分场与下放的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了婚。1984年这位女知青返回上海,两人便离了婚。不久,戴以宏又与本场一位女工重新组合成小家庭。后来,他成了名7级修理工,他和女儿生活过得也蛮舒心。
后代台湾聚首
1991年5月6日,戴眉曼专程赴台湾看望了她的母亲郑锡英。戴以宏也于5月24日抵台探亲。母子5人40多年来第一次团聚。那时,郑锡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在床上躺着。人老了格外思念家乡,她对子女们说:“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回去看一看。”
戴笠的长孙戴以宽,也已过花甲之年。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身边有一子一女。
戴笠的幼孙戴以昶,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在台湾省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摘自《文史天地》周军/文
“四大名旦”最后的日子
京剧,又叫京戏、国剧,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当选,从此,他们四人就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名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旦角的地位,对京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梅、尚、程、荀四人在艺术上各树一帜,雄踞舞台,表演唱腔精益求精,并各有独自剧目、师承及传人,四大名旦也成为京剧界的一个传奇。
梅兰芳:
夙愿未了身先去
梅兰芳在解放前已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梅派”艺术以“少而约、静而动”的特点开创了京剧艺术高峰。梅兰芳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解放后又追随时代潮流,捧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厚爱。
前苏联是梅兰芳早年留有美好记忆的国度。他在北京寓所书桌上的一尊列宁塑像,是当年从莫斯科携回的,陪伴了他30余年。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去参加盛大纪念活动,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他到莫斯科后引起一番轰动,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梅兰芳的名字时,剧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呼喊起“梅兰芳”的名字。1957年夏天,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他是全世界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
从1960年起,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柳毅传》改编的《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先后认真交谈了十余次,并从剧情到表演都做了仔细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初冬起,梅兰芳就因长年劳累而感到身体不适。翌年六七月间,梅兰芳终因难以支撑住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系突发性心脏病。8月8日,梅兰芳病情突然加重,遽然去世。中国剧坛上一颗巨星陨落了,这年他才68岁。
尚小云:
十年蒙难心力瘁
1966年5月间,尚小云一直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以及改进戏校教育而奔走。想不到的是,6月1日,林彪、康生等人炮制的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遭到关押批斗。那些黑白颠倒、莫须有的罪名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尚小云几次被拉到西安市中心,被野蛮地挂牌游街,而且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糊上了封条。夫人和儿子也受到牵连,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
最痛心的是,尚小云多年集藏的《九宫大成》、《集成曲谱》、《遏云阁》等大量关于戏曲、诗词、历史的古籍,都同其他财物一起被红卫兵抄走,顷刻之间荡然无存。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尚小云获得“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8年的折磨,彻底摧残了他本来健壮的体魄,各种疾病向他袭来,先是全身伤痛,继而左眼失明。
1976年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原来是心脏病发作了,家人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已经晚了。4月19日,因医治无效,一代艺术大师尚小云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人世。1980年10月30日,北京各界人士在为尚小云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人们纷纷对他表示怀念之情。令人欣慰的是,尚小云虽然去世了,但他所创立的“尚派”艺术后继有人,至今仍为菊坛瑰宝。
荀慧生:
孤单告别人世间
建国之后,荀慧生出于对新中国戏曲事业的挚爱,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仍热心传艺授徒,以求京剧艺术后继有人。除了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等处兼职授课外,荀慧生还于各地演出时发现好苗子随时加以指点,被他提携的优秀演员不计其数,有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孙毓敏、刘长瑜、宋长荣等人。宋长荣于1961年拜他为师,可谓关门弟子。荀慧生向他们授艺,几乎是逐句逐段讲戏,一招一式示范。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戏校曾开设练字学画课程,他专门讲授戏理与画理相通的道理。1966年暮春,神州大地已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告别戏坛三年后,荀慧生在家中精心绘制了一幅青山绿水图。画面上山峦起伏处江流环绕,蓝天碧水间桃红柳绿,这满幅的生机寄托着他对祖国大好江山的爱恋。但仅隔二三个月后,先是田汉、周信芳等老友纷纷中箭落马,随后,荀慧生也在戏校大字报上“榜上有名”,被扣上“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
尽管荀慧生很虔诚地检讨自己的艺术观点,但1966年的8月23日上午,他还是被带到北京孔庙的市京剧团加以批斗。荀慧生亲眼目睹老舍在遭凌辱时绝望的眼神,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夜晚,荀慧生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里,家中已一片狼藉。第二天,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艰苦的劳动改造摧垮了荀慧生的身体。1968年,荀慧生的心脏病发作,但他不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还被勒令继续写“交待”材料。12月26日,一个阴冷的日子,一代大师荀慧生病故于北京,终年68岁,当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在场。
程砚秋:
鞠躬尽瘁殉艺术
解放后,面对国内戏曲百花园万紫千红的局面,程砚秋也不甘人后地要为之增色添彩。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程砚秋献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之一《三击掌》,并获得荣誉奖。
1956年,他拍摄完成《荒山泪》一片,表现了他追求艺术的决心和毅力。可惜,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艺术创作。
1957年春天,程砚秋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大赛即将拉开帷幕,作为评委之一的程砚秋也将出席。
这时,正好周总理也在那里访问,所以两人见面后,总理便关切地问:“砚秋同志,你为什么还没入党呀?”程砚秋答道:“我最近已递交入党申请书,但是缺点太多了。”谁料周总理却一连串地摆出了他许多先进事例,并严肃地表示:“砚秋同志,如果你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回到北京,贺龙元帅知道后也托人捎话,愿做他的第二入党介绍人。
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领导约程砚秋谈话,把率领中国艺术团赴法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重任交给他。
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戏剧艺术,程砚秋抓紧安排团员编排一些精彩剧目。
当他突然昏倒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时,大家才知道他早已患上严重的心脏病。1958年3月9日,程砚秋的心脏病又因突发性梗塞加剧,仅几分钟便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当时他年仅55岁。
林肯的幽默
竞选成功
1860年,林肯与美国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竞选总统。
道格拉斯倚仗财势,专门准备了一辆竞选列车,还在车后安装了一门礼炮,所到之处,都要鸣炮32响。然而,竞选的结果却是穷小子林肯击了大富豪道格拉斯,当上了美国第16届总统。
林肯为什么在竞选中获胜呢?
原来在竞选中,林肯始终坐着一辆耕田用的马车,深入选民中,亲切与选民交谈。他在竞选演讲中,每次都说:“如果大家问我有多少财产,那么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位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有一个租来的办公室,室内有桌子一张、椅子三把,墙角还有大书架一个,架子上的书值得每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我实在没什么可依靠的,我惟一的依靠是你们!”
林肯这番诚实而幽默的话打动了选民的心,因而竞选成功。
估计兵力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次,一位下属问林肯总统,南方军在战场上有多少人。
“120万。”林肯立即回答说。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南方军的实际兵力。望着周围一张张充满惊诧和疑问的脸,林肯接着解释说:
“每次我们的部队失利的时候,我们的将军们总是对我说,敌人的兵力至少多于我们三倍,目前我军在战场上有40万人,所以南方军有120万,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林肯一句幽默的回答,就委婉地批评了将军们的不实之辞。
泄怒的妙法
林肯的“永远不会寄出的信件”,历来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幽默而巧妙的泄怒方法。
一天,林肯的一位朋友,义愤填膺地向林肯述说另一个人的无理。林肯听后不平地说:“你马上写信去痛斥那个不讲道理的、可恶的家伙,然后再与他断交。”
那位朋友当即写信,把那个人淋漓尽致地痛骂一顿。信写好后朋友把信交给林肯看,林肯看也不看就把它撕了,并且笑着说:“我写过许多这样的信,但我从不寄出,因为不能去伤害他人!”那位朋友的满腔怒火已经从信中发泄出去了,又听了林肯的忠告,心情也就完全舒畅了。
妥协的爱情
林肯长得奇丑无比,可他的夫人却长得漂亮清秀,且出身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他们于1842年结婚后,林肯夫人经常对林肯无端指责,甚至无聊地说林肯走路难看,脚步呆直,两耳竖立,嘴像猩猩等。她常常抱怨不停,且声音高亢,搅得四邻不安。而林肯总是宽大为怀,妥协忍耐,从不与其争吵。实在不行,就溜之大吉,躲到无人知道的小旅店去过夜。看来,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领袖名人,妥协都是用来维护爱情的妙招。
忍耐15分钟
林肯的妻子做了总统夫人之后,脾气愈来愈暴烈。她不但随意挥霍,还常对人大发淫威,一会儿责骂裁缝收费太多,一会儿又痛斥杂货店的东西太贵。有位吃够了总统夫人苦头的商人找林肯诉苦。林肯苦笑着听完商人的诉说,最后无可奈何地对商人说:“先生,我已经被她折磨了15年,你忍耐15分钟不就完了吗?”
国内著名高校校训欣赏
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浙江大学:求是创新
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南京大学: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北京师大: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
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同济大学:严谨、求实、团结、创新
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北京邮电大学:厚德博学、敬业乐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德才兼备、知行合一
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北京林业大学: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诚信、博学、求索、笃行
中国科技大学:红专并进,理实交融
华中科技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
四川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老舍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吴、新结婚那天,老舍以女方家长身份当了主婚人。1957年之后,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新凤霞也受了牵连。一天,老舍碰见了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很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对她说一定要给吴祖光写信,每天写,一天一封!”
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老舍相遇。老舍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硬拉着祖光回了家。两个人谈了一会儿,老舍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新凤霞生活窘迫,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便一赌气,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可巧,老舍在荣宝斋观画,店员拿出齐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老舍鉴赏,老舍很喜爱,便买了下来。到家仔细一看,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老舍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这是你的画,我把它买下了,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老舍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
祖光感激得流下眼泪。
祖光请老舍在画上写几个字,以资纪念。老舍提笔在绫绢上写下:“物归原主矣老舍”。
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样居然躲过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老舍在绫绢上题的字已被损坏。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整旧如新,高挂在吴、新夫妇的客厅里。当有人问起,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诉说一遍。新凤霞的结论是:“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胡适和章士钊
章士钊虽热衷于政治,但治学终是他的资本,古文是他的衣钵,所以抽空他还是著文猛批白话文和新文学。甚至在酒后饭余闲聊谈天的当儿,都不放过攻击白话文。话锋自然触及当头人物:胡适。后又撰文《评新文化运动》发表在《新闻报》上,指名单挑小梁王,直指胡适。
隔日,又传其友人,拿着那贴(也就是现今的砖)亲诣胡适的住所,要胡适看看并作答。强硬顽梗之态与五年前真心推举呵护有加已断然不同。
胡适对来人说:章公此文,不值一驳。也是凛然于色,绝不妥协的模样。
章士钊闻后,嗤嗤一笑,坦然了之。从此两人王不见王。
冤家路窄。数年之后,在北京,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胡适相遇。宴后二人合影,并各题诗一首。
章诗如下: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的题诗如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白话诗句出于文言大师章士钊之手,而七言古诗出于白话领袖胡适之手;一个言:不攻即不驳,一个说:相亲不相鄙,章胡二人既写出了文坛佳句,更谱就文品人品的佳话,让后人品味做人的格调。
林则徐仿效岳丈挑女婿
曾受岳父考验 这是清道光年间的一个除夕,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刚吃过饭,夫人便埋怨他对女儿的婚事不过问。林则徐知道,自己该过问一下二女儿林普晴的婚事了。二女儿林普晴长得如花似玉,曾有不少官宦之家来提亲,不久前福建巡抚还托人捎话,希望结成儿女亲家,但夫人同意了,林则徐却没答应。他不是觉得官宦子弟不好,而是想起自己被岳父选婿的经历,也想通过选婿为国家选拔人才。
当年,林则徐在长乐县衙内担任文书。一日,长乐县衙接到巡抚紧急公文,速押林则徐到巡抚府。县令知道林则徐肯定是遭到陷害,他找来林则徐,拿出二十两银子,劝其远走高飞。林则徐拒绝了县令的好意,毫不畏惧地说:“我坐得正、行得端,不怕诬告。如果这样一走了之,无罪也变有罪了。”被衙役押解到巡抚府后,巡抚张师诚问:“长乐县呈上的书牍,是不是都出自你手?”林则徐回答说是,神态坦然。张师诚大笑:“老夫见长乐县呈上的书牍字迹端正工整,从头到尾,一丝不苟。通过了解,得知出自你的手。为试一下你的胆识,特设虚文请你。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真是个人才!”于是在巡抚府委林则徐以重任,不久他成了张师诚的东床快婿。林则徐受到岳父择婿之事的启发,也想用这种方法为女儿林普晴择婿。
除夕夜 “罚”其抄奏章岳父先看文书,再考胆识;我该以什么标准选婿呢?好学、实干、亲民是必要的,勤俭、廉洁、情趣健康必不可少,顾全大局、老成持重十分重要。
鞭炮声响起来,又一阵鞭炮响起来,打断了林则徐的思路,他这才想到自己该到巡抚署内看看。巡抚署里静悄悄的,成了家的幕僚早就回家过年去了,没成家的也被喧天的锣鼓和炫目的花灯吸引到街上去了,只有一个房间还亮着灯。林则徐推门进去,见是年轻的秀才沈葆桢,问:“今天是除夕,你怎么还在这里?”沈葆桢毕恭毕敬地回答:“公务未毕,不敢回家。”林则徐点点头。看到案上一本未看完的介绍西洋风土的画册,点点头,沉默片刻,忽然说:“我有一份奏章,今天必须誊发,你帮我誊完再走吧。”直到三更时分,沈葆桢才把长达数千言的奏章誊抄完毕,他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确认没有错误,送到林则徐的书房。林则徐看了几眼,不满地说:“字迹草率,重抄!”把奏章丢到案上。沈葆桢本准备交差就回家了,却没想到要重抄,他一声不吭地退了出去。
选得如意快婿 天亮时分,巡抚府的属吏纷纷前来贺岁。这时,沈葆桢才把奏章重新抄好,恭恭敬敬地交给林则徐。林则徐看看奏章,笑着点点头。他向来宾把昨晚的事介绍了一遍,说:“公务未毕不回家过年,说明他能坚守岗位;字迹端正,墨色浓淡一致,说明他性格平和;遇冤不怒,顾全大局,说明他少年持重;奏章原稿上有明显的错字,誊抄两遍,都改正过来,说明他既尊敬上级,又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夫人耳语几句后,颇为得意地说:“你们向我贺年,更应该贺我得了这个如意的东床快婿!”
沈葆桢被林则徐招为女婿后不久,考中进士,后曾任翰林编修、江西巡抚、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等职,是洋务派里以前瞻、务实、廉洁著称的人。任福建马尾船政大臣时,他的“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人才的摇篮,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十四个管带都是“求是堂艺局”毕业的;任钦差总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时,他重新划分台湾行政区划,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扎台湾,为台湾正式建省奠定了基础。
谢觉哉日记所记彭德怀几件事
(一)
一次,彭德怀在与谢觉哉闲谈时说过这样一件事:“陕北某县县志有一首描写地主生活的诗:‘冷窑暖炕一盆火,稀稀咸菜泡蒸馍。’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就生产关系而论,地主居于剥削地位,但就生活水准而论,中国相当部分中小地主“其生活原不过如此”。
(二)
彭德怀很少对人讲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但却对谢觉哉谈到其青年时代的几件事。彭说:“十五岁遇饥荒,里中办平粜(音tiao,读四声,平粜即卖平价米之意),某财主不肯粜,候至午后,饥民大愤,我首登屋,用档扒下他屋瓦,众人都上,把正屋瓦都下了,我以为我很有理。我五叔是穷人,站在我这边,我堂伯是富人,说我没理,从此我才知道世上的道理有两个。”
所谓两个道理,也就是穷人的道理与富人的道理。人类社会有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例如伦理道德。然而根据不同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不同的道理则很难相通。一个15岁的乡间少年能够明白“世上的道理有两个”,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已经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了。
(三)
彭德怀还对谢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兵之后,“一次大病,老婆总是哭。我说:哭什么,死了你嫁人。她说:‘你一个钱不剩,哪有饭吃。’这是真理,原来人和人只有利害关系。”
因一件普通的口角,却引出了彭德怀关于“真理”的思考。彭之所言是否即真理,姑且不论,但却验证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家往往是以抽象的方式诠释真理,然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理则是具体的。
作者:余明华
报人逸史
吴佩孚三答土肥原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以实行“以华制华”。他们一方面拉拢汪精卫,一方面拚命引诱原北洋政府头面人物吴佩孚,企图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威望、能站得住脚”的伪政权。
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由大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中将负责对吴佩孚的拉拢诱降工作。
土肥原亲自出马,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哀求说:
“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吴佩孚哈哈大笑,说:
“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
“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吴佩孚顺势说:
“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
这无疑是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说:
“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
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自以为是头号说客,却三次碰了吴佩孚的软钉子。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上面吴佩孚已经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张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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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年谱
公元78年(东汉章帝建初三年)—1岁张衡生于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石桥镇夏村)其好友崔瑗生,与衡同年。
79年(章帝建初四年)—2岁马融生(79—166)。班固编成《白虎通义》。
80年(章帝建初五年)—3岁马严徵拜大中大夫,迁将作大匠。
81年(章帝建初六年)—4岁五符或生是年。六月鲍昱卒。
82年(章帝建初七年)—5岁 班固《汉书》成。
83年(章帝建初八年)—6岁诏诸儒从贾逵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郑众卒。
84年(章帝元和元年)—7岁 荀淑生(84—149)。八月章帝东巡狩沛,使祠桓谭冢。
85年(章帝元和二年)—8岁 二月诏颁编诉,李梵等所作《四分历》。
86年(章帝元和三年)—9岁
87年(章帝章和元年)—10岁
88年(章帝章和二年)—11岁
89年(和帝永元元年)—12岁七月窦宪大破北匈奴,勒铭燕然山。鲍德居黄门侍郎。陈宠出为太山太守。
90年(和帝永元二年)—13岁《论衡》的作者王充卒。班超击破月氏。
91年(和帝永元三年)—14岁 胡广生。贾逵为左中郎将。
92(和帝永元四年)年四月十八日京师地震。六月十九日郡国十三地震。陈宠为大司农。崔瑗之父崔马因卒。
93年(和帝永元五年)—16岁 李固生(93—146)。
94年(和帝永元六年)—17岁当在三辅?九月吕盖为光禄勋。陈宠迁廷尉。
95年(和帝永元七年)—18岁 游三辅,作《温泉赋》。入京师,观太字,遂通《五经》,贯《六艺》。 举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崔瑗至京师。九月二十五日京师地震。
96年(和帝永元八年)—19岁当在京师2年。结识马融、王符、窦章、崔瑗。作《七辩》。始草《二京赋》。
97年(和帝永元九年) —20岁当在京师3年。徐稚生(97—168)。光禄勋吕盖为司徒。三月初十陇西地震。上方令蔡伦监作秘剑。班超在西域派甘英访问大秦(罗马),被安息所阻。
98年(和帝永元十年)—21岁当在京师4年。 马严卒(17—98)。
99年(和帝永元十一年)—22岁当在京师5年。作《定情赋》。
100年(和帝永元十二年)—23岁鲍德为南阳太守,衡为鲍德主簿。作《同声歌》。吕盖奏劾张酉甫。许慎作《说文解字》。
101年(和帝永元十三年)—24岁为鲍德主簿2年。作《扇赋》。司徒吕盖罢。
102年(和帝永元十四年)—25岁当为鲍德主簿3年。司徒吕盖卒,作《司徒吕公诔》。
103年(和帝永元十五年)—26岁当为鲍德主簿4年。作《绶笥铭》。九月和帝南巡,至云梦。
104年(和帝永元十六年)—27岁当为鲍德主簿5年。十月,陈宠拜司空。陈实生(104—187)年84岁。以兖、豫、徐、冀四州连年多雨伤稼,禁沽酒。
105年(和帝元兴元年)—28岁当为鲍德主簿6年。宦官尚方令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蔡候纸”。五月二十一日扶风雍地震。十二月和帝崩,幼子隆仅百日,继位为殇帝。
106年(殇帝延平元年)—29岁当为鲍德主簿7年。四月司空陈宠卒。作《司空陈公诔》。夏,郡国三十七雨水;秋、冬又多处大水。罢鱼龙曼延戏。八月殇帝死,立清河王之子刘祜为安帝。
107年(安帝永初元年)—30岁当为鲍德主簿8年。作《二京赋》。作《南阳文学儒林书赞》。是年郡国十八地震。
108年(安帝永初二年)—31岁当为鲍德主簿9年。南阳太守鲍德拜大司农,衡回籍读书。是年,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郡国十二地震。十一月邓骘拜大将军。邓骘召马融为舍人,融不就。
109年(安帝永初三年)—32岁当在家读书2年。大将军邓骘累召,不应。扶风窦章避羌乱,家于外黄。李膺生。
110年(安帝永初四年)—33岁,积累学识。刘珍请衡参论东观,不果。作《南都赋》。马融应邓骘召,拜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三月初九郡国四地震。九月初三益卅郡地震。
111年(安帝永初五年)—34岁 当在家读书末年。 拜郎中。研究《太玄》。有《与崔瑗书》。作《太玄注》。作《玄图》。 大司农鲍德卒,衡作《大司农鲍德诔》。正月初七郡国十地震。
112年(安帝永初六年)—35岁居郎中2年。同刘珍参议汉家礼仪,未定而迁。
113年(安帝永初七年)—36岁居郎中3年。
114年(安帝元初五年)—37岁 奉孝廉,迁尚书侍郎。研究天文、阴阳、历、算。为《黄帝飞鸟历》。正月诏禀三辅并、凉六郡流冗贫人。六月二十八日河东地陷。是年郡国十五地震。
115年(安帝元初二年)—38岁 再迁太史令。作地形图,为后汉六画家之首。河南及郡国十九蝗,时蝗灾已连续七年。十一月初九郡国大地震。
116年(安帝元初三年)—39岁 居太史令二年。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小浑。马融上《广成颂》。二月郡国十地震。
117年(安帝元初四年)—40岁居太史令3年。造浑天仪。以漏水转之于室内,与天相应,若合符。作《浑天仪图注》、《漏水转浑天仪注》。刘珍等亻谁校《汉家法》。 胡广举孝廉。是年郡国十三地震。
118年(安帝元初五年)—41岁居太史令4年。著《灵宪》,作《灵宪图》。是年郡国十四地震。
119年(安帝元初六年)—42岁居太史令5年。著《算罔论》。十二月初一,日有食之,郡国八地震。
120年(安帝永宁元年)—43岁居太史令6年。刘珍、刘马余受诏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崔瑗辟度辽将军邓遵府。是年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水,郡国二十三地震。
121年(安帝建光元年)—44岁为太史令,转公车司马令。有《与特进书》。是年五月特进邓骘自杀。五月崔瑗自邓遵府免归。是年九月二十日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2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
122年(安帝延光元年)—45岁居公车司马令2年。黄宪卒。九月初七郡国二十七地震。
123年 (安帝延光二年)----46岁居公车司马令3年同周兴议历。崔瑗辟车骑将军闫显府。以杨震为太尉。
124年(安帝延光三年)—47岁居公车司马令4年。二月从安帝东巡狩,祠孔子。衡作《东巡诰》。作《舞赋》。作《羽猎赋》。马融上《东巡颂》。崔瑗为安帝废太子事说陈禅。
125年(安帝延光四年)—48岁居公车司马令5年。三月朔日蚀,有《日蚀上表》。十一月初四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
126年(顺帝永建元年)—49岁居公车司马令末年。复转为太史令。为去冬大疫上顺帝封事。作《应间》。李因天变上书顺帝。十一月初四京师、郡国十八地震。
127年(顺帝永建二年)—50岁复居太史令2年。作《鸿赋》。七月五日郑玄生(127—200)。
128年(顺帝永建三年)—51岁复居太史令3年。正月二十五日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夏四月初四,遣光禄大夫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129年(顺帝永建四年)—52岁 复居太史令4年。作《羽猎赋》。大水,左雄上疏推校灾异。
130年(顺帝永建五年)—53岁复居太史令5年。《上陈事疏》。马续拜护羌都尉。
131年(顺帝永建六年)—54岁复居太史令6年。九月缮起太学,凡240房,共1850室。
132年(顺帝阳嘉元年)—55岁 复居太史令7年。七月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作《侯风地动仪图注》。上《论举贡疏》。
133年(顺帝阳嘉二年)—56岁复居太史令8年。衡作《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 尚书令左雄举马融、张衡等,李固对策第一,拜议郎。上《请禁绝图谶疏》。 迁侍中,上《论贡举疏》。 蔡邕生(133—192)。
134年(顺帝阳嘉三年)—57岁居侍中2年。上疏请专事东观,收检遗文。并上《表求合正三史》。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
135年(顺帝阳嘉四年)—58岁居侍中3年。作《思玄赋》。著《周官训诂》。 欲补易说彖象,未就。崔瑗辞大将军梁商辟,岁中举茂才。商以李固为从事中郎。十二月三十日(136年2月18日)京师地震。
136年(顺帝永和元年)—59岁居侍中末年,出为河间相。作《怨篇》。 马续迁度辽将军。
137年(顺帝永和二年)—60岁居河间相2年。作《四愁诗》、《髑髅赋》、《冢赋》。
138年(顺帝永和三年)—61岁居河间相3年。二月作《归田赋》。上书乞骸骨。徵拜尚书。左雄卒。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徵,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二月十六日太白犯荧惑。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其者勿收口赋。
139年(顺帝永和四年)—62岁居尚书卒,葬于西鄂。 闰四月初八京都地震。
不堪回首的年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民买布要用布票,买粮食要用粮票
那个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名当年的新闻记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也在不断的记录和思考中,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意义。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弊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时至毛泽东逝世时的1976年,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和张思骞所著《1980年的中国农业》的数字,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万个;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到了“文革”时期,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得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气中,我走近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7500马力,1905年造;另一台是6400马力,1887年造。
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4%,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作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180万元,但是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475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他们从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长达17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3000多万元。
一架不可能的“大机器”
在农村,由于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地头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证明文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技术上